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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心头如释重负，连称拜托，“那就等着欣赏陆都督的非常手段了”。
这手段确是非常。要说仇鸾也是个明白人，知道锦衣卫的厉害，别的人都敢不放在眼里，平日对陆炳却是颇为忌惮的。可是他只知道防备陆炳的正面进攻，却不想人家溜着弯从暗地里伸出一双手来，捧满了金银财宝，把自己身边的亲信全都给收买过去了。这些人都是跟着大将军多年的部属，对他做过多少见不得光的坏事，坑害了多少条无辜的性命，又贪墨了国家多少钱粮，一款款，一桩桩，那都是如数家珍，知道得一清二楚。陆炳假以时日，渐渐就掌握了许多要紧的证据，便只待时机成熟，就地掘个大坑，要把他仇鸾活埋了进去。
也是仇鸾福薄，命中注定消受不起如大将军这般尊贵的荣华。他在任上干了不多久，因为同蒙古人作战连遭败绩——他无勇无谋，打不赢本属自然——各级将领因此获罪的不在少数，更担心朱厚熜迟早有一天也会把账算到自己头上来，又惊又怕，结果吓出了一身的毛病，倒在将军府里卧床不起了。
又正在这节骨眼上，从锦衣卫里传出来仇鸾旧部时义、侯荣叛国出逃的警讯。原来这两位早前“因功”被授予锦衣卫的职衔，如今眼见得仇鸾大厦将倾，唯恐事后殃及池鱼，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算跑到关外去投奔俺答。只是他们既然挂职在锦衣卫里，眼皮子底下的事，陆炳岂会毫不知情，刚跑出去没多远，就给生擒活捉押回了诏狱。陆炳亲自登堂主持刑讯，从他们嘴里榨出了许多有关仇鸾通敌纳贿的真材实料。这下子任谁也是抵赖不过去的了，于是整理出相关案件的调查报告，一股脑地呈交给了朱厚熜御览。
朱厚熜翻开报告才看了开头几页，这个又惊又恼，羞愤交加，立即传旨夺去仇鸾的大将军敕印，削职为民，在家静候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
仇大将军闻讯惊恐过度，导致病情急速恶化，没几天功夫就给活活吓死在了家里。然而陆炳仍然不肯罢休——我大费周折地准备了这么久，钱都没少花，哪能让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死掉了？门儿都没有。调查报告还得给皇帝继续看下去，耳边听来的风声也还得一五一十全都转告给皇帝知道。也不是含血喷人啊，这可都是事实，他仇鸾确实不是个东西，我大明朝锦衣卫有一说一，绝对不会有那种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的可耻行为。至于皇帝，皇帝您是真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了，还是得进一步有所行动，那就是您应该考虑的事情，轮不到我这办事的替您拿主意了。
朱厚熜本来就还在火头上，哪禁得住陆炳这样反复撩拨？仇鸾真是该死，而且死都不足以抵偿他犯下的罪恶。旨意，把这个恶贼从坟里给我刨出来，把他的尸首给我大卸八块！
这个就叫做“开棺戮尸”。仇鸾实在倒霉，人死了都还逃不脱一场折腾。
严嵩这下子对陆炳可真是感激涕零——没有陆都督的鼎力维护，我们严家父子只怕就得败在仇鸾的手里了。对了，莫说是仇鸾，当初那个夏言，不也是因为陆都督智谋过人，这才帮助我们严家父子渡过难关的吗？大恩不言谢，以后有什么事情，只要陆都督开口，老夫绝对没有推脱的道理！
话说回来，不光是严嵩，朝廷里的其他官员也都很高兴。夏言的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不少日子了，再者说，那会儿陆炳干了些什么就连当事人都不太清楚，更别提这些不明就里的局外人了。可这次不同，陆炳智取仇鸾，虽然方法有些不太光彩，虽然更多可能是出于私仇私欲，但是大家看在眼里，确是替国家除去了一大祸害，对大明朝的安定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小节不究，功过相抵，人家陆都督毕竟大节无亏，功大于过嘛！
陆炳在朝中的声誉，随着仇鸾的倒台，悄然向上跃进了数级台阶。
他的官也做得越发大了起来。早前，朱厚熜已经把他升作了锦衣卫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这是通常仅会赐予朝廷重臣的荣衔——这次算上检举仇鸾有功，再加少保兼太子太傅，享受伯爵待遇，并且特命他和严嵩一起到皇城西苑值班，陪着自己修习道家仙法。
当然，不消说，他陆炳的头上，肯定也是顶着那顶香木道冠的。
因为北方蒙古寇边惹出来的一摊乱子，到了这儿暂且告一段落。明军虽然屡战不利，俺答却也没有把大明朝一口生吞下去的肚量，大家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好歹总算是维持住了相对稳定的局势。大明朝，更加确切地说，朱厚熜的麻烦，开始逐渐转向了帝国的南方，聚集在连年遭受倭寇侵袭的浙江以及福建等地。
有关倭寇的由来，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其实认真计较起来，一开始，不过也就是些日本国内无主的浪人武士，勾结着南方各省的海盗，一伙乌合之众而已，能有多强的战斗力呢？只是因为在朱厚熜“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引导下，弊政未除、积重难返，各省武备松弛，海岸防御形同虚设，官兵畏敌如虎，给了这伙强匪流民可趁之际，贼势由此日重，竟然开始公然登陆攻打沿海州县，大逞烧杀劫掠之能事，进而发展成为了威胁帝国东南赋税重镇的心腹大患。朱厚熜虽然不爱理事，可是说到钱就不肯马虎了，于是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浙江巡抚胡宗宪总督东南军务，负责两浙对倭作战的相关事宜。
这次总算没再让朱厚熜再遇上第二个仇鸾了。胡宗宪虽然也属于严嵩派系，但是他确有几分才干，甫一上任，厉兵秣马、整顿边防，接连获得多次对倭作战的胜利，局面呈现出自从倭寇为患以来难得的良好态势，全面肃清东南沿岸的日子似乎也正如胡总督在向朝廷所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随着大明官军的步步推进，已经“指日可期”。
然而，到了嘉靖三十六年冬天的时候，事情却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事情还是出在胡宗宪这位总督自个儿身上。这个人功名心极重，早年通过他人攀上了朝中严阁老这棵大树，从此官运亨通，“威权震东南”。他又喜欢玩弄权术，总想着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今眼见得形势大好，于是写信给倭寇头目汪直——这是位地道的中国人，和他胡宗宪还是同乡——劝他审时度势，认清现况，率部向朝廷投诚。他还信誓旦旦地向汪直保证说，只要汪头领肯放弃在海外的巢穴登陆回国，那么必然会得到朝廷以礼相待，不但现有海上贸易的权利可以保留，他和他的亲族还将获赐高官厚禄，从而彻底洗清海盗的恶名，成为大明朝体面光鲜的官员中间的一份子。
其实当时他在信里说的这些话，未必没有几分真心。只是等到真的把汪直盼回来了，正在那儿沾沾自喜，以为大事可成的时候，却忽然听到朝野内外议论纷纷，都在说他胡宗宪未经请示擅作主张，恐怕难逃一桩“通倭纳贿”的嫌疑，便又顿时给那顶“汉奸”的帽子吓破了胆。迟疑了半晌，胡宗宪一咬牙，失信就失信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于是口风一转，赞同起朝中处死汪直的议案来，把这位一心回来接受“和平招安”的汪头领押往街口斩首示众了事。
这下子可捅出大娄子来了。汪直留在岸边的部众眼见得胡总督出尔反尔，于是决意同大明朝决一死战，就盘踞在舟山附近结营自固，同官军形成了对峙的态势。事已至此，胡宗宪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下令强攻。可这边还没打下来，海上闻讯赶来趁火打劫的倭寇却在与日俱增，浙东诸郡尽皆遭受到较之以往更为疯狂的劫掠。北京城里的朱厚熜见状坐不住了，说你胡宗宪跑去弄了半天，怎么倭寇反倒给你越弄越多了？我也不管你到底怎么回事，总之限期破贼，该怎么办，你自个儿琢磨去吧！
皇帝发了狠话，胡宗宪只能催促众将死命相拼。一直打到了嘉靖三十七年的七月，余寇支撑不住，开始筹划造船往海上逃窜。这原本是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可胡宗宪“吃一堑长一智”，又在他的总督府里犯起了嘀咕。他想啊，倭寇多了不行，可倭寇没了也不行，要是浙东没有了倭寇，那皇帝还要我这个总督干嘛呢？不如留个尾巴，想起来时打一打，闲下去就放一放，只要控制住局面，表明“我们一直在努力”，那皇帝也就不好随便寻个借口把我扔到一边去了。
打定了主意，即刻通令三军：不得擅自追击，违令者军法处置。
于是这一伙余寇就全仰仗着胡总督的转眼一念，堂而皇之地从官军鼻子底下溜掉了。他们一路跑到了福建、广东等地，转而在那边继续操持旧业。当地官员可不干了，说胡宗宪你这不是在推卸责任，嫁祸他人么？太不讲道理了，我们要向朝廷参你。状书递到御前，朱厚熜又是气不打一处来，拍着龙案要追究胡宗宪“纵寇”的罪行——哪有你胡宗宪这样办事的，你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粮在那边扯淡么？
胡宗宪傻眼了，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别说，他还真想出来了办法。他是总督啊，浙江的事全凭他一张嘴，说什么就是什么，何况上面还有严阁老替自己顶着，真扯破了天别人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于是向朱厚熜辩解，说纵寇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底下的这些将领，他们消极作战，这才让倭寇得以逃出生天。皇帝圣明，一定要明察秋毫，替微臣主持公道才是。
朱厚熜果然就信了。好啊，既然不关胡宗宪的事，那就把那些拿着朝廷俸禄却又不肯实心为国的家伙全都给我扔到诏狱里面去。
眼见得一场冤狱就要铸成。正在这紧要关头，陆炳忽然站了出来。
陆都督选择在这时候挺身而出，说到底其实还是有他的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不救别人，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