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现在却因为“自异于东林”而面临着与三党同样下场的第三方势力，或自愿，或无奈，便大多纷然投奔到魏忠贤的旗下，以司礼监为靠山，以魏忠贤控制下的东厂及锦衣卫，向猝不及防的东林党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
首当其冲的，便是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叶向高。
叶向高是福建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他的幼年身世颇为坎坷，母亲在临产时正巧碰上倭寇作乱，只好躲进路边的一间茅厕把他生了下来，而后“数濒死”，传闻是有神明庇佑，才幸得长大成人。其人行事光明磊落，品性宽仁忠厚，在万历年间入阁预政，一度致力于调剂群僚，缓和彼此间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紧张气氛。只不过那时候的党争之势已成必然，他叶首辅独力难当，到头来也只得接受东林与三党对立的既定事实。非但如此，由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再兼他这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于是到了天启年间，世人便都将他视作东林党的政治领袖，直呼他作“叶党魁”了。
既然是党魁，一旦朝中生变，叶向高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其实早在最初，当朝中为着客氏是否应当出宫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叶向高就因为庇护力主驱逐客氏的阁臣刘一燝等人，进而和魏忠贤结下了梁子。此后但凡是朝中有人和内廷宦官们起了冲突，或者因为上议论政惹来朱由校的不满，叶向高总是第一个站起身来，替这些耿直的大臣们百般辩解，这自然又弄得魏忠贤心里疙疙瘩瘩地很不受用。等到魏公公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拿一位名叫陈良训的官员奏疏当中有“国运将终”的字句作为把柄——陈良训在疏中讥讽“权阉”，故出此语，本在情理之中——要把他送往锦衣卫诏狱严加刑讯的时候，叶向高又是不顾自家的功名利禄，竟以辞职相抗，好歹总算是给陈良训争回来了仅仅夺俸一年的处罚，魏忠贤从此便更加容不得这位叶首辅，兼带着容不得那些跟在他叶首辅身后为其摇旗呐喊的东林党人了。
紧接着，发生了震撼朝野的熊廷弼、王化贞“经、抚不合”事件。
王巡抚的美梦确也没能做得太久。天启二年（1622年）初，王化贞统率的六万大军在与后金的战斗中一触即溃，非但不能克敌制胜，还白白把广宁城也给搭了进去。最后亏得是熊廷弼麾下五千人冒死断后，这才好不容易拣回了一条性命。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朝廷追究相关人等“失城陷地”的罪责，可怜熊廷弼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反复说着“不能主动进攻”，这时候却也因为位列其职、难辞其咎，只好和王化贞一起蹲进了大牢。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熊廷弼也好，王化贞也罢，想必同样难逃一死了。尤其熊廷弼，平日里就是“朝士多厌恶”——士当然是东林的士——这会儿谁还会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呢？思前想后，待救不如自救，他于是拜托一位名叫汪文言的内阁官员，透过后者的关系向内廷——自然就是魏忠贤了——许愿说，愿以四万金作为代价，延缓自己的行刑日期。
这就是空口许诺，白惹麻烦——熊廷弼是个清官，哪来的四万金？纵有其事，想来也只是他情急之下走投无路，想着当时打个保票，然后再行慢慢筹措。然而魏忠贤左等右等，这一大笔“理所当然”的横财始终不见动静——汪文言是东林党人，这里面或有更深的蹊跷——顿觉受了蒙骗，“大恨”，“誓速斩廷弼”。
然而王化贞却并不着急。因为他是有人保的，虽然无罪释放几近天方夜谭，却也未必见得就真要立刻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魏忠贤催促皇帝下旨斩杀熊、王二人，叶向高便站出来与他周旋，说“案子要审明白，情况要查清楚，到底如何处置，还是等到有关调查部门的报告出来以后再行定夺才是”，朱由校一听有理，案情重大，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给了结了，于是听从了叶向高的建议，仍旧将这两位“封建大吏”收押在大牢之中静候发落。
回到魏忠贤这边。一开始，魏忠贤与叶向高，包括许多关系相处不太融洽的大臣，不过仅是私忿，还没有涉及到政党派系的范畴之中。然而东林党人太过讲究“正邪”之分，行事又多有书生意气，结果把事情越搞越坏。被他们以痛打落水狗的手段逼得走投无路的三党这时尽驱魏忠贤门下，极言“东林想对公公不利”，魏忠贤听了，难免联想到叶向高前后所为，现在连杀个“有罪”的熊廷弼都不能遂意——当然，叶向高本意为何，其实不言自明——自是深以为然，就此便定下了铲除东林党的方略。
要动手就得有机会。事情的导火索始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给事中傅櫆弹劾朝臣左光斗、魏大中勾结汪文言，招权纳贿，魏忠贤趁势将汪文言逮入诏狱，“东林之祸自此起”。全面激化则是在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24项大罪，言辞激烈，痛快淋漓，朝中百官群起响应。魏忠贤大惧，使出浑身解数向皇帝求救，自请辞去东厂提督职务，又在于御前痛哭流涕表明心迹。他的“姘头”客氏和心腹太监王体乾从旁周旋，这才化解了这场风波。杨涟告状不成，反遭罢黜，魏忠贤缓过劲来掉头反扑，“欲尽杀异己者”，操纵朝廷罢斥官员多达数十人，进而将矛头对准了内阁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其实不想与魏忠贤过早正面交锋，杨涟上疏，他本不知情，一干东林党人又在事发当时邀他主持大局，认为只要首辅出马，“可决胜”。然而叶向高顾及魏忠贤终究无法轻易除掉，倒不如在这件事情上从中挽救，还能避免一场无谓的祸端。于是上疏称赞魏忠贤办事勤劳，朝廷待他又恩义极重，难免惹来旁人非议，不如请魏公公暂且搬回自己家里，避一避风头，也好保全他的名声，做个有始有终的“贤阉”。
这其实是在帮魏忠贤了，然而他并不领情。工部郎中万燝弹劾因为魏忠贤而惨遭廷杖，这回叶向高挽救不及，前者竟以廷杖丧命。又有巡城御史林汝翥当街责打行为不法的内廷太监，事后又害怕被魏忠贤拖去象万燝一样活活打死，于是弃官潜逃。太监们听说林御史是叶向高的外甥，于是一哄而入冲进叶府，摔板凳拍桌子要他把人交出来。叶向高上哪儿去给他们找人？倒是“窝藏”林汝翥的遵化巡抚杨渼胆小怕事，唯恐累及自身，向朝廷检举了“疑犯”行踪，林汝翥到头来免不得还是被痛打一顿，只不过运气好些，没有惨死在廷杖之下。
叶向高这时候明白过来，势已不可为了，只得连上二十余封奏疏自请去职。结果皇帝准奏，并加他为太傅，另遣专人沿途护送还家。临行之前，他又偷偷拉过另一位阁臣朱国祯交代说：“我现在走了，蒲州更不是（魏忠贤）的对手，你也早点离开的好。”
蒲州，是接替叶向高出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韩爌的别号。事情正如叶向高所料，韩爌不久旋即罢斥。只是朱国祯没有听从叶向高的劝说，执意接班韩爌，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干不了多久也只得黯然下野。
这时朝中的情形，正如史书所谓，“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带头的走了，朝廷里的清流们就此沦作了魏忠贤屠刀下待宰的羔羊。
九千岁的兵
且说魏忠贤名下，党徒成群，较为亲近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谓。这其中，五彪都是武人，除了一个孙云鹤是东厂理刑官，其余如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和杨寰，则悉数在锦衣卫任职。
田尔耕是锦衣卫主事，许显纯执掌北镇抚司，崔应元和杨寰都是前者心腹，四个人“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为核心的“阉党”周围，生杀予夺，不过一念之间，正人君子落进了诏狱，惨烈之况无以复加，“冠绝先代”，即使后世亦未有出其右者。
先说汪文言案。这人是个奇士，出身狱吏，仗义任侠，又饶具谋略，在万历以后东林斗垮三党的政治角力中出力甚多，颇得朝野敬重。叶向高秉政，以他作内阁中书，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一类的职位，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一班清流过往甚密。头一次因为傅櫆弹劾被逮入狱，魏忠贤慑于叶向高大旗不倒，朝中东林云集，倒还没敢刻意构陷，只是廷杖一番，并不曾牵涉他人。等到叶向高已走，身边又有一干三党挑唆，于是便重兴大狱，不仅是汪文言，还把已经去职的杨涟、魏大中、左光斗，以及任在京中任职的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也给扯了进来。
后面这六位，便是所谓的天启“六君子”了。
汪文言一被许显纯关进镇抚司诏狱，劈头盖脸就要他交代杨涟等人收受熊廷弼贿赂案情——原来这是倚附魏忠贤的大理寺丞徐大化出的主意，说空口诬陷，无名无份，不好收拾，不如把杨涟他们和熊廷弼扯上关系，就说他们都拿了这位尚且关在狱中的辽东经略的银子，那么“封疆事重，杀之有名”。魏忠贤听罢大喜，便要许显纯如法炮制。倒是汪文言真是个硬骨头，所谓的全刑，也就是“械、镣、棍、拶、夹棍”这五毒，许显纯全盘给他招呼了一番，仍旧抵死不肯连累他人，大呼“世间怎么会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杨涟别号）。许显纯只得凭空捏造了一份供词，汪文言垂死之际又张开眼睛怒斥他说：“你不要乱写，改天我一定要和你当面对质”。许显纯没办法，只好当即将他打死灭口。
汪文言一死，正所谓“死无对证”，这下子杨涟等人的罪名就算是“落到实处”，任由四位锦衣卫老爷“想当然”起来了。为了尽早结案，他们分遣缇骑跑去杨涟、魏大中和左光斗的老家拿人。结果杨涟被逮，家乡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哭得惊天动地，沿途经历村庄，也多有人替他焚香祷告平安归来。魏大中和左光斗的情形也大抵如此。特别是左光斗，父老子弟“哭号震原野”，就连缇骑都忍不住跟着落下泪来。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