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第6部分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锦衣卫挂牌

胡惟庸犯下的所谓“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权力的最终一击。彼时我们这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还没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边仍然只有从建国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队——检校。

关于“云奇告变”的荒唐故事，虽然也起源于明朝，但就连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还并不是谋反，只是“擅权枉法”而已，“谋逆”的罪名和诸多罪行都是后来才陆续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后，他的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连李善长也被拉进“胡党”，送了性命才算完事。

且说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书省…六部，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来说，六部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报告。这样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你不能不告诉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说了得告诉他嘛，也不能不告诉中书省——就算皇帝批了条子，也得由中书省发布啊，横竖是绕不过中书省的。这一下变成多头管理，于是乎，六部的官员们在皇帝和宰相之间疲于奔命，难免出错，这更让朱元璋下定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

屠刀挥动的肇端发生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国东南部地区）来使进贡，按说这种外交大事，从正常制度上来说，中书省接到报告后应该上报朱元璋，从朱元璋训话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由相关负责人直接汇报给皇帝才对。然而，朱元璋并不是从中书或是礼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节来南京的消息——相关人员竟然没有报告给朱元璋！

史书上说是某个外出办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国的使者，然后告诉了朱元璋，使得朱元璋龙颜大怒——这没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检校吧。

朱元璋找来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为何隐瞒不报。汪广洋自从再入中书以来，更加小心谨慎，上次挑战李善长失败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书省，他知道，他应该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剑，继续去挑战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长，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会激发潜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争到底，但汪广洋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些年来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为民做事的豪气日渐消磨，洪武九年对李善长的弹劾，是他唯一一次爆发，当时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却没料到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还被朱元璋当成打手又被扔进了中书省。他知道，迟早朱元璋会拿中书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书省，恐怕很难再活着走出去了，这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寻得心灵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应付一下，根本就不过心，胡惟庸爱耍什么小动作就耍什么小动作，他是一概不问，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对于这次重大外交失误，汪广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头而已，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礼部负责，都是礼部的错。朱元璋又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位宰相也毫不畏惧，说这种事我们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书省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底下做事的怎么敢擅专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来踢去，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肯承认错误。既然都不认错，那就都别安生了。于是把礼部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全都下狱，暗中让检校调查真正敢将此事压下隐瞒不报的指使者。明面上，两位宰相只被骂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胡惟庸和汪广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书省，不知在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这两位老对头是否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这绝望既是属于胡惟庸的，也是属于汪广洋的，甚至，是属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长的。

命运的转轮既已启动，断无停下之理，朝中诸大臣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