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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听了多少。因为隔着辈分，杨博与张居正并无深交。但同在政府多年，特别是在最近两年
任兵部尚书期间，与内阁中分管兵部的张居正有着较多的接触。他对张居正的练达思想行事风格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虽然不敢保证张居正不会利用京察排除异己，但他更认为张居正这一举措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他，两京稍有资历的官员都应该清楚。
话要说回到隆庆二年，刚入阁不到半年的张居正在当时内阁四名辅臣中位居末次，就向隆庆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开篇就讲“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择。”接着，张居正便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希皇上能够“审时度势、更化宜民”，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推行改革。改变自正德、嘉靖两朝积留下来的吏治腐败、法令不行、国库枯竭、武备废弛，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百姓破产，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在这篇洋洋万言的《陈六事疏》中，张居正对承嗣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惟愿隆庆皇帝能够像成汤那样做一代英主明君，他自己也作好准备当一个辅佐成汤成就霸业的伊尹。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隆庆皇帝素无大志，担惊怕苦捱这么多年才好不容易登上御座，因此他只想粉饰太平花酒自娱，根本没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念头。何况还有更深的一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完全的信任，那时内阁中的两位名臣徐阶和高拱，虽然因为互相争斗而两败俱伤相继致仕，但张居正前
面还有李春芳、陈以勤等素有名望雍容进退的老臣。所以，一切大权还轮不到他这位年仅四十四岁的末辅。鉴于这些原因，隆庆皇帝收到《陈六事疏》后，只是敷衍式的嘉奖。他的朱批“览，卿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着该部院议行”，只是一纸空文，国家政治局面依然是水行旧路没有多大改变。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气馁。当伊尹霍光这样的名臣良相是他毕生的政治抱负，他一如既往地以超乎常人的忍耐等待机会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隆庆皇帝驾崩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住机会荣膺阁揆之职……
杨博迷迷盹盹这么一路想来，忽然他感到轿子缓了下来，睁眼一看，只见轿夫们正在磨轿杠准备折向吏部衙门所在的富贵街，他赶紧蹬了一下轿板，掀帘叫道：
“不要磨了，径直去内阁。”
听说杨博乘轿来访，张居正赶紧丢下手头事情，走到内阁门口迎接。杨博是那种表面谦和内心倔犟的人，高拱任首辅期间，他竟没有到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要事磋商，往往是高拱屈驾到兵部会议。好在兵部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许多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是杨博的上司，但杨博是老资格，无论朝野人望都重，因此张居正在杨博面前总是表现谦恭，每次相见都执晚生礼。杨博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中对张居正却有着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就不会亲自来内阁拜访。
杨博在内阁门口下轿，张居正快走两步迎了上去，双手一揖说道：“博老，天气酷热，您怎么来了？”
杨博拱手还了一礼，答道：“心里头窝的事情太多，想找你倾吐倾吐。”
不说商量而是说倾吐，细心的张居正听得出杨博既要摆老资格，同时也把他当朋友看待，于是笑道：
“您有事，仆可以去吏部嘛。”
杨博摇摇头，既是诚恳也是调侃地答道：“你如今已是首辅，老夫怎能倚老卖老，失了朝廷的规矩呢？”
说话间，两人已走进了张居正的值房，在会客厅里，张居正把正座让给了杨博，自己打偏坐在杨博的右首。喝了几口茶后，杨博也不绕弯子，劈头就问：
“叔大，皇上宣布京察已经几天了，你都听到了一些什么舆论？”
张居正答：“博老向来人缘好，且虚怀若谷，一定是知道不少舆情，仆正想听听博老的呢。
”
杨博快人快语：“叔大，舆情对你可是不利啊！”
张居正眼角的鱼尾纹稍稍动了一下，笑一笑后平静答道：“是吗？仆愿闻其详。”
杨博皱一皱眉，径自说了下去：“老夫待罪官场，已经四十五个年头儿了。亲眼见到了翟銮
、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六位首辅的上台与下台。老夫不想在这里评论他们柄国执政的功过是非。老夫只想说一点，他们上台时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人心，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官越小获得本色俸越多，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甫一上任，就大平冤狱，大凡因进忠言而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死者昭雪封谥，生者加官进爵。那
个在大牢里整整坐了两年的海瑞，就是得徐阶之力而出狱，不但平反，而且还从一个六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四品的苏州太守。仅此一点，士林清议就对徐阶十分有利。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躁急心胸狭窄，但除了整一整徐阶的几个亲信之外，对绝大多数官员，他还是优恤有加。譬如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他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颁赐
，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勋职都是虚衔，但有了这个虚衔，就同你晋升大学士一样，由二品变成了一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了几百石粮食上千两银子，而且除了本人，还有常例恩荫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了考试就直接进入官场，当一个中书舍人或太常博士什么的，这又解决了老臣的后顾之忧。这些个策略招数，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依然能够稳定政局，开创一呼百应的局面。
“可是你叔大，刚入机衡之地，所有官员莫不引领望之，侧耳听之，看你叔大有何举措，能够让他们从中得到好处。等来等去，好处没等到一星半点，却等来了一个胡椒苏木折俸。武官们在储济仓闹事，按理是违悖了朝廷大法，应当严惩，可是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对他们却是同情有加。人心向背，这里头不言自明。这一波还未平息，紧接着又是一个圣意严厉的京察。直弄得两京官员人心惶惶寝食难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俸、京察，都是你的主意，叔大啊，你这样做，岂不是要结怨于百官，把官场变成冷冷冰冰荆棘丛生的攻讦之地么？”
杨博的这一段话，可谓是肺腑之言，虽住了口，两道吐剑的毫眉却还在一耸一耸地显示内心的激动。这老头儿真是保养得好，说了这半日的话，口不干舌不燥，精神气儿还旺得很。张居正听了这番话，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一方面，他承认杨博说的话句句都是忠言，这位三朝老臣若不是把他当成忘年交，决计不会大老远顶着毒日头跑来内阁向他进言。但另一方面，他也感到自己提出的京察之所以普遍遭受非议，是大家并不了解他的真正动机。杨博出于情谊前来规劝，尚且听得出微词来，一般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张居正善于克制自己，心情却不能不由此沉重。沉吟有时，他缓缓说道：
“博老一席话振聋发聩，仆铭记于心，当深思之。但身居宰辅，唯务从命，一应国家大政，总以得体为是，岂敢为保禄位而怀私罔上。昔范文正公当国之时，深患诸路监司所得非人，便拿来选簿一一审视，凡有不合格者，便拿笔勾去，他的友人规劝道：‘一笔退一人，则是一家哭矣，请公笔下留情。’范公答道，‘一家哭，比之一路哭一郡哭，哪一个更令人痛心？呜呼，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岂能怀妇人之仁，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范公此等正气，足以震慑千古。仆以为，惟其如此，才是宰相的襟抱，才能担负起宰相的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责任。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有序。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检验民心便可得知，然而欲使民心顺者，官也。如果百官一个个怙势立威，挟权纵欲，恶人异己，谄佞是亲，于所言者不言，于所施者不施。其直接后果，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贯彻，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疏导吁救。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宰辅不去大刀阔斧除痈去患，而是如范公讥刺的那样为博一个虚伪的官心，而尽力推行妇人之仁，那国家之柄庙堂神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玩物么！”
张居正本是个城府极深的人，哪怕所说的话挟雷带火，也只是一个娓娓道来，让人感到波澜不惊。杨博虽然赞赏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但对他“妇人之仁”的观点却颇不以为然，张居正话音刚落，杨博就温和地反驳道：
“叔大，君恩浩荡无远弗届。民有福祉官亦应有福祉。身为宰辅在便利场合下为百官谋点利益，怎么能说是妇人之仁呢？”
杨博振振有词。张居正知道这样争论下去纵然十天半月，也决无结果。他遂起身走进里间案房里，打开桌上的卷宗抽出两张纸来，又回到会客室递给杨博说：
“博老，你看看这两首打油诗。”
杨博接过，只见这两张纸都是五城兵马司衙门的文笺。每张笺上都光头光脑地抄了四句韵文。杨博先看第一张，上面写着：
一部五尚书，
三公六十余。
侍郎都御史，
多似景山猪。
再看第二张：
漫道小民度命难，
只怪当官都姓贪。
而今君看长安道，
不见青天只见官。就这么两首顺口溜，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