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近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比较温和而婉转，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支持开明改革路线，在反对保守顽固路线。
后来，《明报》开辟“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论被压，哈公第三次罢写，“哈公怪论”最后消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占了《明报》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约通讯”栏经常刊出徐铸成等名家的文章。经高层批准，《明报》可以在中国境内限量发行，虽只限于党政机关、宣传文化机构订阅，但《明报》毕竟悄悄地进入了内地，几年后发行量突破一万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评中称：“过去几年中，《明报》能有限度地不公开进口，高层和中级干部、大学教授讲师和研究生，报刊的编辑人员有机会天天看到。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五、追念胡耀邦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北京，这一次安排他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与金庸会面，在座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等。胡耀邦一见到他，便热情地说：“很欢迎你到北京来！……香港的朋友们以前见过几次，个别会见谈话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将55岁的胡启立、42岁的王兆国介绍给他。
胡耀邦谈到当天上午在民主党派人士会上讲的话：
若说哪一个人“无比英明”，我说言过其实。你说我们比较“开明”，可以。开明是开，开放是开，广开言路是开，开诚布公是开，开创局面也是开。英明还加上无比，就不那么合适了。
他接着说，“我们开创这个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说的三条，一靠正确的政策，二靠集体，三靠有远见，有长远打算，要提拔年轻干部，关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帮”还活着，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在电视上看了阅兵游行。“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她说她和邓小平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小问题上有分歧（众大笑）。她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到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金庸问及：“海外人士担心，推行藏富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发生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社会上不免会有矛盾。中央对此有什么考虑？”胡耀邦让胡启立做了回答之后又补充说：
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不着急。中国还有贫困地区，我们还给予补助和救济。宪法规定，劳动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给一定的报酬，保持较好的待遇，但劳动力不能买卖，不能变成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剥削问题。“生产致富”与“剥削别人劳力”是两回事。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不会受到冲击的。
谈话结束，胡耀邦说：“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简单广播，后天早上可以拿到我们三中全会决议全文。欢迎你下次再来，全国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到处去看一看。”①
初次见面，胡耀邦坦率、热诚、开朗的个性，给金庸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次到北京，金庸还想看望罗孚，罗于1981年以“间谍罪”判刑，当即假释安排在北双榆树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这个要求，被婉辞推掉了。①
① 《明报》1984年12月5日—9日。
当年金庸与左派圈子交恶之后，老同事只有罗孚有胆量与他保持联系。在双方阵营视若敌国的年代里，仍维持了“人的交往”。以后，当罗家遇到困难时，他也伸出过友谊之手。②
金庸对内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报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岁》一文中说：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苦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眼见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轨，希望在今明两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从此兴旺发达，永无变乱——“变”当然是要不断地变，然而是越变越好，变而不乱。③
胡耀邦是邓小平之外，金庸最心仪的中国领导人。三年后，胡耀邦去世时，他写下充满感情的社评《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人心》：
然而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他着实有一份敬爱和亲厚的感情。与其说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功绩，因而使人爱戴，不如说由于他对开放和改革的热诚与坚持，坦率性格之可亲可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人民的心。……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赢得了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的感佩和敬仰。④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评又说，“胡耀邦的作风和主张，令他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爱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应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他见面时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引者注：指抗战）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临别时，江泽民送了十七本书给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与他家乡有关，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江泽民笑着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① 陆铿《北京会罗孚》，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附录，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版，425页。
② 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185、316页。
③ 《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3页。
④ 《明报》1989年4月16日。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国不再把阶级成分作为任用干部的决定性条件，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也已不再计入阶级成分的因素。“这个干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中共对此一直不作什么宣传，其实这件事重要之极。”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梦因此破碎，认为一个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终生不能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分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他的记忆当中，离京之后，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见到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是“天尽头”三字，另一块是“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要他题字留念。他想起当年胡耀邦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胡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正直的性格，写下这几句话：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①
① 查良镛《北国之春有所思》，《明报月刊》1993年6月号，90页。
第十四章 数十年来家园
初到香港，查良镛没有想到以后的人生将在这里展开，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结婚、生儿育女、写小说、办报纸，建立家庭和事业。当时他最明显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他说话带着浓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不一样。这欺生的现象在动物界里都存在，不要紧的，以后就好了”。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虽然他学会了广东话，还是有口音，有人说他说广东话像说外文。①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②
一次金庸接受电视访问，用广东话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电视台播出时同时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问员工：“我讲的广东话，你们听不懂吗？”，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来。欧阳碧问他，广东话、上海话和普通话，除了上海话，更喜欢说哪一种？他爽快地回答：“当然是普通话了。”他的两任妻子都是说广东话的，所以他的“家庭语言”是广东话。①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页。
一、“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数十年来，金庸已融入香港社会，他的事业也与香港血肉相关。1959年《明报》初创，他就有意办成一份“粤港报纸”，他的早期社评或新闻标题常会夹杂广东话，宣传广告语也常用一些广东话。他很重视香港新闻，读者信箱、生活栏目及马经版也是为港人而设。他有意学《成报》的定位，希望以香港为家，为港人服务，没有“客居”香港的心态，与沈宝新始终将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态不大一样。②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兴隆通四海》社评中说，“本报是在香港办的报纸，是给香港的中国人看的报纸，因此社评的论点，自始至终帮助香港人说话”。《明报》坚持以香港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读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读者大多数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联合国请愿，认为香港人没有公民权，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评《香港自治，无益有害》中指出：“在现在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