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
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0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负责巡演，梅兰妮·B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系赞助商。
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
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兰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历已经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罗那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首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
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罗那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罗那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0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
让媒体重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维京决定让外面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召来了艾伦·爱德华兹，那时他正在做珍妮特·杰克逊的公关。
离开福勒以后，“辣妹”日程上的第二站是罗马。艾伦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向外界宣称“辣妹”在某日某时将在她们的旅馆阳台上进行即兴演出。这很有用。英国的媒体来了以后发现大街上挤满了我们的意大利歌迷，交通堵塞了几英里。新近宣称的“辣妹”的死亡，报纸上写道，太夸张了。
但是，那仅仅是开始。预订旅馆的时候，我们总会要一部联机电话。因为我们现在由自己管理，我们5个人每天晚上要花一个小时和律师通话。洁芮非常擅长这个，而梅兰妮·B每当认为需要调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会插几句俏皮话，比如这些律师穿着什么样的内衣裤。但这些都是重大的商业决策：赞助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英镑。虽然我和洁芮都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我们当时仍然处于适应期。
最终，在听取了所有的辩论、征求建议和意见，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以后，我们总能形成一个小组一致通过的决定。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坚持所作出的决定，不改变主意。那时我爸爸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很好地教会了我。
这段时间最滑稽的经历之一是在巴西。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我们得登上5只小船，船上装满了竞赛中获奖的人，然后在亚马逊河里漂流。
对任何一个坐在伦敦或者洛杉矶的办公室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来说，这似乎很不错，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亚马逊河是世界上食人鱼数量最多的河流吗？
因此我打电话给保罗·康罗伊——维京的常务董事——说我决不会踏上这个用树皮做的玩意儿，而且还有食人鱼围着船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我们已经拒绝了安排给我们的旅馆，这简直是一个粪坑——我房间的墙壁是蚊子的坟场。有人说他一个朋友有一艘大船可以给我们住。就这么定了。
天气热得像烤炉，那么，5位流行歌星上了一条拴在亚马逊河河岸上的内河船干什么呢？她们拿出威猛乐队的CD和麦当娜的CD，喝着龙舌兰酒。那天我所有能记得的事就是和着乔治·迈克尔的快歌跳舞，吃了几碗米饭。要么是龙舌兰酒，要么是米饭——我个人认为是米饭的缘故——我不久就和抽水马桶交上了朋友。真是魅力无穷啊。
让情况变得这么艰难的就是那个可恨的“境外免税年”。如果我们在英国——哪怕有一个专门的基地——事情可能会容易得多。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一间办公室给托莉。实际上，她只有一部手机，然后坐在车子里。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来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让我们摆脱了许多困境。但是这工作让一个人来做让人难以忍受。说到难以忍受，12月，我们的单曲《难以忍受》跃居榜首——连续第六首。“辣妹”仍在运转。
托莉建议我们见一见南希·菲利普斯，她曾经和她一起在我们的电视宣传机构“璀璨”工作过，托莉在加入西蒙之前一直在那儿干。自从离开西蒙之后，南希一直在V2工作，这是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卖给百代时创下的品牌。南希先前是一家策划公司的合伙人，经他们策划的人里有“低音小调”演唱组和托马斯·道尔贝。
我们在巴黎的布里斯托尔旅馆见到了她。这是12月中旬，我们解雇西蒙刚刚过了一个月。我们和她交谈，告诉她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经纪人，而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为我们管理办公室。突然，她打断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拿起一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递过来广用这个，“她说。
因为她先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把嚼过的口香糖黏在一只漂亮的瓷碟上了。片刻，你能听到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但是从那里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南希并不是以此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废话。在唱片业，吹牛吹出来的热气多得足以让你飞越大西洋。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直来直去的人，完全脚踏实地的人。而南希当然就是理想的人选。
从一开始，她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她年纪在三十大几、四十出头的样子，很自然，谈吐文雅而且很得体，但并不古板。因此我们给她提供了一个我们认为她不可能拒绝的报酬，一个月以后，她接管了为“辣妹”运作的所有事务，从V2带来了她的私人助理，朱莉。她在1998年1月加入了我们，4月，我们在玛丽勒庞的办公室开始受理业务。
如果我们没有南希，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她就像一个神奇的教母，促成事情的发生，平息一切怨恨，她的耐心好得就像一尊雕像。南希在工作方面无可挑剔，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晚上10点钟打电话到办公室，她很可能还在那儿。
第一次和南希见面的那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露易丝怀孕了。这让我的妈妈、爸爸有点震惊，因为虽然他们一直都不是十分严厉，但是，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从来不让我们在家里和男朋友睡觉。直到我们定婚以后马克才睡在我的卧室里。告诉他们这件事，露易丝非常紧张，但是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从来不怀疑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对整件事情，他们做得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爸爸得知将要做外公了，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在巴黎是为了《辣妹世界》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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