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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其同意。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转自：
一九四五年六月底至八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只好让它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俄国的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在世的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一九四五年二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在伟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共产党主掌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一九八六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一九九二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
看完这篇从情报部要来的情报后，葛文轩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情报部既然整理出这么多有关蒙古和苏联的情报，那么自己打苏联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能打胜这一战，那么自己的处分就不会太大，不过他也知道，奢望这个军长能继续赶下去似乎是在白日做梦，毕竟自己这个事情就连他自己都感觉有些太出阁了，何况是总部的那些人呢。
3…250重生 第二百五十章
就在葛文轩率领着骑兵师加部分机械化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对苏做战而忙活着时候，复国军的其他作战部队也在紧张的为各自属于自己的战役而紧张的忙碌着。而此时的刚刚组建起来的东进集团正在第八师师长柳万龙的指挥下按照副总指挥姜文武所制定的行军序列朝着属于自己的作战目标而前进着。
指挥部内，因为集团参谋长程欲已经到前面处理一些事情去了，所以此时的指挥部内就只剩下了总指挥柳万龙和副总指挥姜文武了。两人彼此聊了一些闲话后，柳万龙便乘机开始向姜文武请教起有关装甲作战的一些事情来了。
见柳万龙如此的虚心好学，姜文武便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本小册子，然后交到柳万龙的手里，这时便听见姜文武说到：“柳总指挥，你先看下这个小册子吧，回头有不懂的我们再进行讨论。不过有一点我需要申明，那就是里面所标注的时间和所发生的事件都是一种合理的假设。所以对于这些东西，你只需要了解其大概经过就可以了，你关键是要理解人家是如何指挥部队的，这才你看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好了，我到下面的部队去检查下，回来我们再进行讨论吧。”说完便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朝外面走去。
而柳万龙此时则坐在了指挥部内开始认真的读起刚从姜文武手里接过来的小册子，就见上面写到：
一战中的坦克
“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包括坦克在内的每一种科技方法必须发展到它的潜力的极限。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机会限制在传统的范围内……我们继承的过去的东西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我们面对的现实面前要适当的改变。”
——derPanzertruppenLutz将军，一九三七年。
前言
二战以来爆发的冲突经常在城市中进行，正如在朝鲜和越南战争、黎巴嫩、波斯尼亚以及索马里战争中所看到的那样。本文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城市作战的增长趋势，以及它给装甲部队相应的发展和其在城市进攻和非进攻操作中的有效运输带来的暗示。
装甲作战的发展
战争史上很多军队曾经尝试着去寻求能给士兵提供更好的保护和生存的方法，以此使士兵能够在战场上长驱直入，接近并消灭敌人。我们可以在公元前三百零五年到三百零四年的文物中发现有矛投掷器和箭袋的笨重的四轮战车。马其顿王国的德米特里厄斯…波利耳塞特斯制造了命名为“攻城者”的巨大的钢铁覆盖的攻击兵器并用来进攻希腊海岛。随后，亚述人创造了可移动的挡板来保护他们的射手，而罗马帝国创造了建造在防护堡垒中的弩炮。中世纪波兰人和捷克人仍然使用金属覆盖的四轮战车进行山地作战。
这些早期的想法和试验主要集中在围攻敌人的城镇和堡垒这个普通的战略上，并没有涉及运动战。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机械枪和手榴弹用作防备武器，紧接着导致拿破仑一世步兵的灾难性失败。作为直接的响应，步兵在防御中的地位提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战的僵持中其作用达到顶点。为了打破西线战场上战壕和枪的控制，以英国人创造的把履带牵引车和装配在炮筒中的武器相结合的马克I型坦克为标志的现代装甲作战诞生。马克I型的后一代被平分为两段，有六英尺长的外壳空间来容纳一个班的步兵，这样第一辆装甲人员输送车产生了。
装甲部队的多种作用
尽管装甲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进攻中的迄今无法超越的战术的机动性方面，但是各国的军事首领仍不能在装甲车的重要性和它们在未来战争中的角色方面达成一致。一些国家以装甲部队作试验，但是只有德国人建立了以坦克部队为中心的综合武器部队。由坦克、机动步兵、牵引炮、工兵和侦察兵组成的综合部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最有效的进攻方式，也是波兰和法国快速沦陷的关键因素所在。
二战中，随着装甲车在不同操作环境下的使用，装甲车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在一九四一年马来半岛的丛林战中，山下将军采用轻装甲步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以在北美沙漠中的深度攻击（一九四二）闻名，朱可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