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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思想和理论，有选择地借鉴了其有益的成份。学习、借鉴外军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红军第一部司令部法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队各级司令部野战勤务暂行教令》，就是在原苏军司令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红军实际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一些成果，促进了我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可以说，军队指挥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既是军事科学发展和指挥理论研究深入的需要，也是受外军指挥理论发展的促进。80年代初，原苏军正式将指挥学列为其军事科学的二十重要组成部分，井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984年，原苏联国防部出版了由军事科学博士、教授、上将阿尔图霍夫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这部著作的引进，不仅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原苏军指挥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启发我们把指挥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军注重指挥法规建设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成功尝试，也后发和促使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指挥行为。任何优秀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都难免带有其所从属的阶级、政治集团、国家和军队属性的胎记。我们对外军优秀指挥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做到了结合国情和军情，批判地学习、有选择地借鉴，经过“技术改造”后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较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建设的思路和组织上，由于理论研究不够、学术准备不足，加之缺乏统一的论证，各军兵种“各自为战”，不仅造成了建设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统与系统之间一度相互封闭、难以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上，认真汲取了这些教训，基本做到了理论研究先行，从作战需求、战术技术功能到系统的战术、技术结构模式，甚至系统的对抗能力等，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准备，从而使有限的投入发挥了较高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效。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二、进一步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战争历史证明，指挥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指挥优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场上的指挥优势，来源于和平时期的指挥建设。“科技强军，理论先行”，掌握指挥优势离不开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纵观近年来军队建设状况，指挥建设所以成为制约军队建设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挥理论滞后。当前的新军事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上就是一场指挥观念、指挥手段和指挥组织体制的革命，因此，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作指导。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工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极限。如在航（射）程方面，一些武
器装备的作战范围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天涯海角”；在破坏力方面，一些武器的毁伤力已经达到可以“毁灭人类”的程度；在速度方面，航空和航天器、导弹、舰船、运输车辆、装甲战车等，虽然没有超越物理规律的绝对极限，但几乎达到由成本效益所决定的实际极限。这就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而每提高一步所需投入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把眼光由提高单个武器系统的性能转向提高作战力量的整体功能上。指挥手段革命（亦称“军事通信革命”），带来了指挥与控制、通信、情报、决策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根本性变革，它像“粘网”一样把各种各样的作战力量（包括人流、物质流、信息流）联结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产生巨大的整体作战效能。伴随着指挥手段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如何充分利用计算机、监视器、传感器、现代通信工具等先进技术组成的一个能够起到战斗力“倍增器”作用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在战略、战役、战术层次中，在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及各兵种系统中，在后勤、政治工作等领域里如何组织（诸如作战需求、战术和技术结构）等，就是人们不能不予以回答和解决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动军事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求军事理论给予必要的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几年来指挥建设的历史也表明，没有必要的、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指挥建设就很难突破低水平徘徊的樊篱。
作战指挥建设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申之重，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充分发挥全面引导的作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围绕着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基点，提高战斗力水平的努力分别在武器装备研制、战法研究、指挥建设三条战线上展开，三者互相促进、互为依托。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说，少装备几十架飞机、十艘八艘舰艇、百八十辆坦克，不会对其战斗力产生重大影响；再好的战法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运筹、组织，才能由“纸上谈兵”变为“战场搏奔”。现代战争中，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由“主观指导正确”＋“指挥速率高”＋“指挥系统稳定性强”所构成的指挥优势，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先进的指挥手段、顺畅的指挥机制、科学的指挥理论、完善的指挥法规、高素质的指挥人才，是产生正确主观指导（包括发挥武器装备作用、合理运用战法）、高效和稳定指挥的基础。把指挥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进行系统建设，已经成为战略性问题。要加强指挥建设，首要的是从宏观上确立正确的思路，使指挥建设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统一目标、统一筹划、统一组织、统一步骤，同步发展。指挥建设的核心，是如何确保产生正确的主观指导、如何确保指挥高速、稳定和不间断，以及如何形成真正的指挥优势。另外，就指挥的组织体制而言，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与“技术发展”、“作战理论革新”并驾齐驱的新军事革命的三个基本因素。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队现行的指挥组织体制面临着哪些新情况和新要求？指挥组织体制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是什么？联合战役中，指挥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编组形式才能确保“联得起来”，如何以结构谋求整体功能？这些，都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指挥手段而言，除了前面所述之外，还有一系列建设的重点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如战略网和战役战术网建设何为重点？诸军兵种分系统以准为重点？指挥、控制、情报、通信、辅助决策功能以准为重点？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有限资金的投向，而且关系到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效益。就指挥法规而言，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标志是依法治军，现代化的指挥也必须有法可循。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指挥法规，就指挥训练而言，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教范，对于指挥领域里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军队作战指挥的传统经验，中华民族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指挥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指挥艺术的内核，指挥系统构成的原理和原则，指挥活动的一般规律，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全军尽早达成共识。只有尽快回答和解决诸
如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战指挥理论在我军作战指挥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军队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与以往有很大区别，要求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有不同的作战规律和作战指挥规律，在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特点。在未来战争中，从总体上讲军队可能遂行的作战任务，具有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