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理论研究三者应当互为支持、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就某一个方面而言，如指挥组织体制、指挥活动、指挥法规、指挥训练、指挥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亦应当如此。任何孤立地、片面地研究，都将无益甚至有害。
第四，走自己的路，不能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舆论走。一支军队的指挥理论是否先进、是否具有指导作用，衡量其科学价值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适合这支军队的军情和其所在国的国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走自己发展的道路，既要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又不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更不能嚼人家嚼过的馍，拣人家的残汤剩菜。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的特色之一就是重视谋略艺术，强调以谋制力，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以群体力量对单一的军力。发展军队指挥理论，应当把“借用”技术、研究指挥的组织体制与创新谋略艺术、发挥人民战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我军的指挥优势。
2．从概括走向“分化”，到新的具体的作战行动中探寻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纵观科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和趋势，即综合——分化——再综合。所谓“综合”，是对已有认识的总结概括，这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形成系统化的基础。所谓“分化”，是在总结概括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的研究。所谓“再综合”，是在对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研究基础上获得的新的理性认识进行新的总结概括，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这种不断循环的过程。目前，我军指挥理论以指挥学在军事科学中相对独立为新的起点，经过全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综合”的过程。面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仍在继续变化的新形势，指挥理论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迈出“分化”的步伐，跳出对已有认识总结概括的“圈子”，研究和解决具体的作战指挥问题。当然，这种“分化”不是盲目的、无序的。
它应当以深入系统地回答和解决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作战指挥的具体问题为基本着眼点，紧紧围绕难点和重点问题，进行分门别类、分层次的研究。通过这种“分化”研究，一方面反观指挥理论已有成果的价值，一方面为“再综合”奠定基础。“分化”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按照武装力量构成，分系统展开。就作战指挥理论而言，可以分为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炮兵、防空兵、通信兵、电子对抗兵、工程兵、防化兵，后勤，武装警察部队等若干个分系统，分别研究各个系统中作战指挥的基本问题。
按照战争、战役、战斗范畴，分层次展开。研究指挥问题，离不开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基本范畴。每一个范围的问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回顾军队指挥学科独立以来的历程不难看出，许多理论成果之所以长时间内在“共性”问题研究上打转转，被视为“阳春白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离开了具体的战争、战役、战斗。近年来，有些作战指挥理论专著所以受到部队的青睐，因为它们比较系统和具体地总结了军队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井提供了对未来战役指挥具有指导意义的理性认识。有许多成果，正是由于把握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战役、战斗指挥的具体问题，才显示了其生命力和重要价值。按照作战任务特点，分样式展开。作战样式不同，指挥的许多问题也不相同。如登陆作战与抗登陆作战，防空袭作战与空中打击作战，边境地区反击作战与海空封锁作战，等等，无论指挥的组织体制还是指挥活动的内容、方法和要求，都有很大区别，再如，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的联合（合同）作战，也有其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联合（合同）作战中，如何确定组织体制模式、规范指挥的责任和权力、编组作战力量等，都是应当细化研究的问题。
按照指挥的职能性活动，分环节展开。围绕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这一核心以及“情况——决心——处置”这一基本程序展开的指挥活动，有四个主要环节，即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控制协调，这回个环节，联系紧密又自成一体，都有着特殊的规律性和特定的规程。分别对这四个环节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提高指挥理论的针对性、实用性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不同的军兵种、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作战样式，这四项职能性活动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应当注意区别。
总之，指挥理论研究的“分化”，是指挥理论发展的需要，是新军事革命的客观要求。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只有深入到具体的作战行动当中去，才能把握指挥的真谛”。“指挥理论研究与具体的作战指挥活动相结合之际，就是指挥理论建设再度辉煌之时”。
3．继承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作战指挥思想的精华，学习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军队发展军事理论的有益做法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一种传统，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点一点积淀起来的；同时，也是各种优秀思想和理论的融合，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于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不管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代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同志的、朋友的或者是敌人的，只要科学合理就为我所用。集优秀思想之大成、博采众长，既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必需，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军队指挥理论，也必须按照这一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作战指挥的科学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指挥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古今中外优秀作战指挥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是中国革命战争指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作战指挥实践之长、作战规模之大，最终胜利之辉煌，均属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毛泽东对作战指挥问题认识之深刻，理论阐述之精辟，思想体系之完整和系统，也是中外军事思想史上所没有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的精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的立足点；灵活地实施指挥，是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活的灵魂；人民战争，是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的基础。她深刻地揭示了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符合中国武装斗争的客观规律，提供了认识和掌握作战指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的条件下战争、战役、战斗指挥和指挥建设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经历了作战指挥实践的反复检验和充实、完善，是当今最先进、最科学、最管用的作战指挥理论，因此，它过去是、今天是、明天仍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理论指南和指挥建设的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学习研究井继承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军事遗产之丰富，理论成就之高深，成熟时间之远古，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些宝贵的财富，曾经哺育过无数兵家名将，指导过无数有声有色的战争。虽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映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战争的认识、态度及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治军思想，揭示的是古代农业经济和以冷兵器为主体装备的古代战争的规律，但这些军事思想又与近代、现代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无古不成今”、“知今必鉴古”，就是对这种关系的科学概括。无论任何时代的战争和指挥都具有共同特性，即它强制人们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否则就要遭受惨痛的失败。因此，正确反映军事斗争规律的思想，总是一种传统。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军队指挥理论的胚胎。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作战指挥思想的精华，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军队发展指挥理论的重要途径。因此，军队作战指挥理论应当充分汲取中国古代作战指挥思想的丰富营养。
洋为中用、敌为我用，也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指出：“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毛泽东军事文集》1993年版第2卷，第335页）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军队除了在技术和武器装备、组织体制上有许多成就外，在作战指挥思想上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英军在英阿马岛战争中、美军在空袭利比亚和海湾战争中作战指挥的成功经验，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当然，这种研究和借鉴绝非良莠不分、盲目照搬，笔者以为，学习和借鉴其发展作战指挥理论的思路和方法。较之学习和借鉴其理论成果更为重要。因为，各国的国情、军情不同，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在另一国或另一支军队也许“中看不中用”，而科学合理的思路和方法，则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一个时期以来，美军在大力发展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同时，特别注意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对古代特别是中国孙子优秀军事思想遗产的学习，着重研究如何用高新技术手段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运用反串思维，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大地发挥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以谋制力的传统，着重研究如何使有限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有机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以“四两拨千斤”呢，美军在新军事革命中，尤其重视模拟实验的作用，并相继建立了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