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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会谈，潘汉年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正式复电：（1）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将领生疑。（2）提了在曾养甫家陈立夫口授的四条（见前文）。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见潘汉年说，他已携中共中央复电去过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见复电后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当谈到曾养甫提出合作四条件时，陈竟抵赖说：“纯属子虚！”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同日，蒋召开嫡系的军事会议，确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蒋离西安时公布，并撤换张学良。中共中央也于是日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要我方让步。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于是，张、杨“兵谏”即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西安事变中，潘根据中央方针，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潘又按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同志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利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重要贡献。
三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汉年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全力以赴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后改《抵抗》）三日刊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宣传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促成《救亡日报》出版；帮助成立好几个战地服务团，使救亡运动扩展到各地；用各种方式开展国际宣传；掩护王稼祥出国；筹募了我军经费、医疗器材等。同时，和“八办”秘书长刘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报告了上海各界对抗战、对国、共的态度；救亡运动旧寇侵华计划、策略旧军装备、番号；美英法对中日态度旧使领馆、海军武官府派遣军、日特务机关、满铁等机构的情况。上海沦陷，他参与安排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国会、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后，12月离沪赴港。1938年春经武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任社会部副部长。
1939年春，潘汉年受命到香港、上海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负责，助手有张唯一、李默农等，领导机构设香港，在沪、港、南洋展开工作。为了协助潘的隐蔽活动和开展情报工作，中央社会部派内勤干部十余名到上海，1942年江苏省委也调史永等10多个同志给潘汉年系统，其中有打入汪伪重要机关的同志。1941年初皖南事变，中央电廖承志、刘晓、潘汉年接待从新四军转移到沪、港的同志，帮助他们回新四军；接待从重庆、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这样，香港一度成为进步文化活动、民主活动、开展国际宣传和开辟南洋工作的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央指示廖承志、刘晓、潘汉年帮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离港。潘汉年单位，经中央同意，由潘亲自部署，通过特殊掩护将内勤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转移到内地。1942年11月，经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护江苏省委领导人刘晓、王尧山等与潘一起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翌年成立以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为委员的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以潘为书记（主任）。同时成立以潘为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以徐雪寒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单位1940至1941年由乔犁青负责，1942至1947年由张唯一负责。南京有徐楚光、马蕴平、白莎、吕一峰等同志，由华中局情报部直接联系。
抗战时期，党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潘部工作主要是以了解日本动向、国际关系变化来为这个方针服务。工作需要重新布置。1940年建立了与延安通报的电台，到1942年夏因日本宪兵搜查，被迫停止工作。1943年建立与华中局（1945年4月改华中分局）联络的交通线，直到1946年全面内战才停止。抗战时期，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海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还化名伪装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如他利用特殊关系，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经常出入这家饭店，而他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坚持斗争。正如他常说的，只要掌握敌人的规律，巧于应付，有时依傍虎穴反而比较安全。
这个时期，潘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电。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4）李士群提供了日军要“扫荡”苏北盐阜区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的信息。（5）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6）重庆对日谋略活动者与日海军和近卫的接触等。（7）某战区关于敌情和“匪情”的通报，等。
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讲到敌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赞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55年潘被逮捕审查，李克农同志根据周总理要求，组织了专人查阅了有关文电档案，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个时期潘情报的评价：“太平洋战争前，潘汉年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本特务、伪军、及日美谈判和德苏战争等情报是有价值的。”1982年中央关于潘汉年的平反通知中说他“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这个时期，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1942年夏，潘部在上海的电台处被搜查，因收藏良好，敌人未查到机器。当时有人主张撤退干部。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住房的保人等。坚持不动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2）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转移到香港，潘电告了中央，并陪他到澳门看望叶挺夫人，然后送他回沪，经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送回新四军。（3）为了配合整风学习，淮南根据地和上海情报单位之间曾经通过秘密交通，传递党的整风文件。潘汉年为此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将党的文件密封后伪装成汪伪镇江特工站致江伪上海特务头目的亲启公文，由交通何荦安全通过几个关卡，胜利完成任务。同时，刘人寿也从党中央留存在上海的秘密文库中取出的重要历史文件拍成照相底片，塞在干电池中，由何荦带到根据地。并由华中局情报部用放大镜阅看底片，逐字抄录后电报中央。
四
潘于1944年底离淮南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组织决定，潘部在上海的单位由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代管。日本投降，潘单位首先得知蒋介石要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受降的命令。可惜当时没有电台向解放区通报，只能待刘长胜到沪时再汇报。在此时期，潘系统在上海的同志利用日伪惶惶无主，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到沪的机会开展隐蔽工作。如华克之通过社会关系，设法弄到5卡车TNT炸药和194挺机枪送到解放区，此事受到上级领导机关表扬。又如，当时打入伪方任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陪同兄弟单位的范济美到监狱营救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之弟杨树田，等。
1946年夏，潘汉年返沪。潘部在上海的单位仍归潘领导。有些不适宜留沪工作的同志调离上海。刘晓、潘汉年、王绍鏊又介绍了些关系。张唯一转移到香港，管机要又分管上海工作。上海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在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方面有一些或深或浅的关系。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45年秋在美帝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2）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3）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4）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5）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6）几个潜伏台，反映的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事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他们收集的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7）1948年12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此外还转报了史永交来的南京市委请示敌空军起义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电，后来中央复示俞渤驾机起义成功。由季崇威策反资源委员会起义，使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22万技术工人，3万2千科技和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钱昌照亦从香港来沪宁策反该会）。由陈天骏参与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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