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在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所缺乏的物资，特别是运输食盐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洽谈。当时，不仅双方的贸易往来频繁，农民群众和商人也可以进出苏区做买卖。闽西善后处还在蛟洋组织一个民间的贸易合作社，提供了一笔资金，用以购买食盐等物品运进苏区进行交换。潘汉年还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等人，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广泛的商谈。他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实施《初步协定》中“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12月1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了“大赦令”，宣告：“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12月4日、5日、7日，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先后释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60多人。其中马立峰、范式人等同志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往福安，加强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福建人民政府对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的公开活动也予以默认。福州、厦门等地“反帝大同盟”等组织都采取了公开的形式，壮大了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蒋介石大为惊恐，认为如不迅速扑灭，影响所及，起而效法，就将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立即从“围剿”前线抽调嫡系部队，集中陆、海、空20—30万兵力，自任“讨逆军”司令，向福建十九路军阵地进攻。由于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内部派别繁杂，蒋介石又以硬攻与分化兼施，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来推进反蒋抗日运动，坐失良机。1934年1月，蒋介石刚攻取福州，就将大部分军队调回，继续投入第五次“围剿”。当十九路军撤离福州时，潘汉年与梅龚彬等从马尾乘日本商船去香港。在香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继续进行反蒋抗日运动，潘汉年交待梅龚彬要大力策动。随后潘汉年回转瑞金。张云逸和黄火青等在十九路军的协助下，也先后回到了中央苏区。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是，蔡廷锴等当时反蒋反日，同蒋介石公开决裂，这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党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多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我被编入中央直属干部团，领队的是李维汉。潘汉年被编入中央机关直属团，和我不在一起。过湘江后，向贵州进军的途中，我曾碰见过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1935年10月，过腊子口向陕北进军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汉年和陈云在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汉年与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国共两党之间打通联系的工作已从1935年11月开始了。当时，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蒋介石在国内派曾养甫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外派驻苏联大使馆的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潘汉年与邓文仪联系后，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经法国回国。他们在5月份到达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过救国会沈钧儒和其他关系找到冯雪峰，他告诉冯雪峰，潘汉年已到了香港，冯雪峰得讯就到香港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接触，一同去南京与陈果夫的代表曾养甫接触。曾养甫提出：因为潘汉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负责人联系后再与陈果夫接触。潘汉年从南京回到上海，找到冯雪峰和刘鼎，通过刘鼎的联系，他在8月份经过西安到达保安。这些接触为国共两党代表后来的正式会谈作了初步的准备。
1936年5月，我党从2月间开始的在反蒋抗日口号下进行的东征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回陕北。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这个文件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把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促其“觉悟”的范围内。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进了两党之间的谈判。潘汉年到了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9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劝说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后，潘汉年同宋庆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还把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副本交给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后，潘汉年同他们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潘汉年与张冲接触，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了他。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这个文件里，对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剿共”，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接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12月12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一二九”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英美派为维护其本身利益，救出蒋介石，因而他们感到有转变政策的必要。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张冲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向他们传达。后来，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经过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从而大大加快了两党合作的进程。
1937年1月，潘汉年到南京与张冲谈判，这是西安事变谈判的继续。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国民党军队从西北撤退。2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的政治问题。我党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闪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接着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3月下旬，潘汉年从上海陪同周恩来等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宋子文继续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治合作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尽管我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谈判还是没有能达成协议。
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