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他被审查为止。此后信息全无。想不到从此就生死永别，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
潘汉年同志为创立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25、1926年前后，他参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积极编辑、出版进步书刊，为开拓新文化阵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汉年同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促成了白区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阵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加强了党对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1929、1930年前后，他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发表题为《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转了当时党内在文艺工作方面的缺点，使左翼文化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汉年同志代表党团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与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和贡献。汉年同志既尊重鲁迅，又善于团结鲁迅。对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评价。随后，又把各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他在这些左翼组织中，担任了中共党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使新文化运动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正确方向，因而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和汉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动是分不开的。他在1951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首先应从政治上认识鲁迅的杂文风格。他完全赞成冯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把政论化成为诗而又丝毫也不减弱思想的深广性和政论的尖锐性与直接性的，却是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简直空前的新的创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确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就是由于“他是坚持劳动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点，也就表明了汉年同志本人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立场。文章中还有一段说明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深透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言论，是早在1925年发表的。这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中，表示这种对敌斗争必须坚决彻底，反对任何麻痹倾向与自由主义，是如此坚定不移，是多么可贵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惜，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现在还找不到史料。但仅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评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他是多么深刻的理解鲁迅，多么充分的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作用和艺术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虚心地抓住了一度对待鲁迅的错误倾向，既严格要求自己，又严格要求别人。
1933年夏，汉年同志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汉年同志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发展，对红军中的宣传工作，也都作出了贡献。他既有白区文化运动的丰富经验，又有苏区和红军中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在这方面，可说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年同志又公开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位促成者。虽然他没有文艺创作，但他的短篇政论文章在当时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方面丰硕的成果，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应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的。同时，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中丰富的经验，也是应该向他学习的。我认为，他在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1、立场鲜明。在20年代，汉年同志已经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完成党所交给他的任务，出色地领导上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不同时期，毫不动摇地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敌友分明，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
2、他善于团结、争取朋友和同路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实力。
3、他有组织才能，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以领导运动，推动运动二如从组织“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八大联”，直到组织文化总同盟。他善于以左翼文化团体为核心，来争取公开的文化活动。他从上海建立文化团体，到推动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团体。
4、他始终掌握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又注意发扬文化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到文化工作中去。这样，在苏区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武装“围剿”的同时，在白区以鲁迅为首的普罗文化战线，也粉碎了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二
汉年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贡献。
1934年前后，他两次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分别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我党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他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据理力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党，在上海与积极支持革命的宋庆龄同志建立联系，取得了宋庆龄同志对我党工作的配合和协助。
抗日战争初期，汉年同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党给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展开了极为广泛、极为困难而又极为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把主要的争取对象放在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进步的民主党派，还有许多实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争他们坚决站到抗日战线方面来。如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汉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对象。当时，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救亡组织迅猛发展，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运动推动了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的前后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内内战、对日投降的反动气焰。这些贡献，都是与汉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绪和问题，都及时报告延安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决定，用公开的、秘密的、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广泛展开宣传，逐步推动工作的开展。当时，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常嚣张和阴险毒辣，而汉年同志却毫不畏惧，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灵活地、不倦地进行工作，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他有一套对付敌人的高明的办法，既使敌人无法迫害他，又使敌人无法破坏革命组织。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汉年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界人士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上下配合，团结一致，冲破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汉年同志又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们党所决定召开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妄图破坏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证了全体人员的安全到达。
从汉年同志进行的统战工作中，我觉得应该着童学习：
1、他坚定地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目的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绩。
2、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对象，采取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
3、他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在险恶困难的环境中，在喘不过气来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奋战。他敌、我、友分明，凡是与他接触、交往过的进步人士，不仅对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严守党的纪律，虚心接受批评。在待人接物上，对党外人士，对党员干部都是关心备至；在工作上，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具体的指导。
三
汉年同志对抗战时期的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汉年同志在负责上层统战及二＆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还参与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成立后，他与冯雪峰一起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遗留下来的党组织进行了整理，并与一些被捕出狱及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审查，对这些同志作出初步结论，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这批同志进行了安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