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汉年同志学识渊博，马列理论水平高，逻辑严谨、分析问题透彻，语言简练，他写文章作报告，从来不要秘书代劳。有一次，华东和上海联合召开清理中内层的干部会，原定饶漱石作报告，届时饶有事不能来了，只有请潘讲。我们事前为潘准备了一份讲稿给他参考，一直到临开会才送到他手里，他只来得及把段落题目看了一下就上台讲话。当时我们深感内疚的是讲稿送迟了，要影响他报告的效果，可是由于他平时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即席发挥，他的报告讲得非常成功。1951年鲁迅忌辰，汉年同志百忙中写出《鲁迅杂文的斗争性》的纪念文章，在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这样的学者市长，令人敬佩。
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很早，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革命立下不少功勋，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从不摆架子，宽厚和蔼，平易近人，没有见过他对人发脾气、耍态度，受到大家的敬爱。他曾对我们的警卫制度提出意见，他苦笑说：“晚饭后想到公园散散步，干什么要跟着警卫员，既惹人注意，又脱离群众。”
汉年同志一贯关心干部的培养。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严格，不许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讲话，细致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表整洁，符合文明城市要求。他对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来不放松批评，但始终是抱着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大多采用启发疏导的方式，不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深得干部的爱戴。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给他应有的正确评价和荣誉，读之不免感慨万分，潸然泪下。20余载的沉冤终于昭雪，长年累月压在我们心头上的巨石终于落地了，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将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7。6 潘汉年冤案的前前后后
文光
蒙冤入狱
1955年3月下旬，春寒料峭。北京饭店门前警卫岗哨林立，平添了几许肃穆的气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为陈毅、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许建国、夏衍6人，以陈毅为团长。这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和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查或交代了一些问题。毛泽东主席在大会讲话中，对此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应主动把问题和过去的错误向中央讲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会议印发了所谓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饶漱石问题发生后，所谓被“包庇”的胡均鹤已于1954年9月间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也已于1954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面对这些情况以及会议的有关提法，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自然而然要联系自己的责任。而且1943年他到沦陷区和李士群接触时，意外地被李士群挟持去同汪精卫见面（当时是由胡均鹤带去的）一事，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作过报告，这也是他的一个思想负担。这次会议，潘汉年下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月31日会议结束。当晚，心事重重的潘汉年到同住北京饭店的夏衍的房间里，向这位知交交心说：“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夏衍感到这一定是件要紧的事，便诚恳地对潘说：“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是什么事？潘汉年当时没有说，夏衍也不便问。
第二天（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了自己在12年前被一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详细情况，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要求陈毅将他写的有关报告转呈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允亲赴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并转交他写的书面材料。陈毅还安慰了潘汉年几句，要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先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中央公安部立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列举逮捕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二是说他在饶漱石、扬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
就在4月3日晚上8时许，潘汉年在北京饭店301房间内接到电话，说楼下客厅里有人等他，请他马上下去一趟。原来是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着几名便衣干警在等着。潘汉年下楼后，罗瑞卿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当即将潘押上小车直送功德林监狱。
对于逮捕潘汉年的事，潘的秘书、警卫员以及同住北京饭店的许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卫员相其珍当晚看京戏回来，时已12点多。他发觉潘不在房里，马上到陈丕显、夏衍处打听，都说没见到他。夏衍的秘书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第二天、正当夏衍、相其珍在打听潘的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为防止张扬，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并嘱夏一定要保密。
当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了潘已被捕的消息。他诚恳地、留有余地地对上海代表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同他熟识，请不要担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而被捕的，那是发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无叛党嫌疑。4月7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追请大会批准将对潘汉年的逮捕列为议程。因为根据宪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
潘汉年因“内奸”、“反革命”被捕的消息，除了上述通报的范围之外，被严格地保密着。全国党代表会议结束后，在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特地布置：潘汉年出了问题，你们回上海有人问起潘，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相其珍不久就被“隔离”起来，因为向他打听潘情况的人很多。直到报上公开发表潘汉年被捕的消息，相才得以露面。
1955年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公布了潘汉年被捕的事。报告中提到：“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引起了党内外、国内外的莫大震惊和关注。而这个报告所提到的“证据”还是同年4月3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公安部要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两条。
从1955年4月3日到1960年3月15日，潘汉年在功德林监狱被关了近5年。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成，他被转移到那里。由于他已“定性”，他的一些战友、他领导的一些干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后受到株连，蒙冤入狱。没有被捕而在本地区、原单位受隔离审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扬帆即因潘汉年被捕而在1955年4月12日从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以后被称为“潘扬反革命集团”，简称为“潘扬案件”。在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的调子愈唱愈高的形势下，对这样一件中共党史上罕见的高级干部被直接指控为“内奸”、“反革命”的集团性大案、要案，势难进行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审查、处理。就在1955年潘被定为“内奸”、“反革命”后；周恩来总理即布置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李克农组织专门班子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文等全部档案。查档结果由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正式报告。报告对潘汉年案提出了五条反证材料，要求中央郑重考虑潘汉年的问题。先后三次报告都没有回音，被搁置起来。
1957年潘案的审查告一段落，1958年有关办事机构也解散，但案件本身却成了一桩悬案，只审不判，也无法定案、结案。有关部门对潘汉年的处理有一条既定原则：不杀。这是因为毛主席于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毛主席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事情拖到1962年，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番话似乎是从政策宽容的角度讲的，但却又给潘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