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死的？”于伶紧追着问。
对方摇摇头，沉默地跟他走了几步，然后说：“好象就是前两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夏衍。
夏衍证实了噩耗，并且告诉他具体日期：1977年4月。地点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夏公，你说‘小开’这案子会平反吗？”
“肯定要平反。”电话机里传来夏衍坚定的声音：“三中全会开过了。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进华东医院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使人振奋欢快的好消息：党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27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了！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捧读党中央的文件，于伶禁不住一次次热泪奔泻。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知觉，但今天，他倒宁愿相信汉年在九泉有知，能听到党在纠正错误以后终于为自己忠诚坚贞的儿子作出的公正评价。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于今辨伪真。一切对善良无辜的人强加的诬蔑诽谤的罪名终究要推翻，一切对忠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狱错案终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挥泪写了十四首绝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后，1983年4月，于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刘人寿等几人一起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一项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历史巧合，他们到达长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汉年在长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们休息、参观，去湘潭韶山冲和宁乡花明楼，于伶都有点心不在焉，也有许多感慨。他的心早飞向湘东山区洣江茶场了。
于伶坐在汽车上，泪水涟涟。汉年——亲爱的好战友，我们来接你了！他仿佛看到潘汉年夫妇正从那崎岖的山间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来。“小开”仍然那样潇洒秀逸，睿兽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虚伪、阴谋和险诈。阿董依旧那样爽朗热情，朴实大方，发出南国女性真情的笑声。
茶场职工默默地将潘汉年夫妇仅有的一点遗物交给他们：一堆书籍，几件破旧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汉年临终前交待过：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赠给话剧团当演出服装；董慧坐的轮椅，送给需要的残疾人；他的一支笔，给照顾他俩晚年生活的茶场职工家属黄菊珍，他们不可能送钱给那位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身边也没有钱，只能以这支用了多年的笔留给她做纪念了。
茶场职工再没有提供有关潘汉年夫妇逝世时的细节。他们是在长沙先后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职工记得，潘汉年病重送长沙抢救，几天后董慧得到通知也赶去了。临行前，她对邻居说过一句话：“老潘将来会复活的。”
阿董，你说得对，老潘终于在人们心里复活了！
他们回到长沙，在郊外面对湘江的一块荒坡上，找到潘汉年的埋骨处。一块粗糙的木板标志上写着：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这就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潘汉年的长眠地。
十
3个月后，于伶在《新观察》上读到一篇《潘汉年狱中遗诗》的文章，署名阳江。作者回忆了他在洣江茶场结识潘汉年的经过和他们之间的交往，叙述了潘的最后时刻。于伶噙着热泪，一遍一遍地读文章的有关段落，仿佛见到了故人的最后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会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织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店。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我心头骤然一紧，定睛打量，原来他就是潘汉年。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垦空，发出一声长叹。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狱，使他青锋磨尽，虽然意识到平反昭雪是势所必然，但是，他说过，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当我利用一个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处的时候，听说潘老病倒了，场部用救护车把他送往长沙抢救；几天后，董大姐也去了。后来听说，潘老患的是肝癌，于3月23日送湖南医学院第二医院14病室住院治疗。在4月6日以前神志还很清醒，医护人员给他念报，有时念不到十几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着报纸反复浏览一下，又看不下去，脸上流露着失望的神情。因为，粉碎‘四人帮’已经5个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一点足以驱散他忧虑的信息。当他入院治疗时，好心的同志考虑到为了不影响治疗，便向他说明，袭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萧叔安。这对病人精神上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4月14日19点及5分，潘汉年同志含冤逝世。经过解剖检查，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脏烂得象豆腐渣一样了。”
读到此处，于伶已经泪湿衣衫，泣不成声。
他从心底对那位不相识的文章作者涌起一阵阵感激之情。
火车从长沙车站启程，沿着湘江驶往北京。
窗外是辽阔的楚天，脚下是潇湘大地。
车过汨罗江时，于伶忽然想到屈原。
两千年前，那位忧国忧民的屈大夫遭到谗忌，满怀哀伤，行吟泽畔，终于投身汨罗江的清流。
两千年后，一位忠诚、正直、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终于在可以看得见平反昭雪之日到来的时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里？汉年，你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你的英灵在何处飘飏？
魂兮归来！
第09章 抹不掉的记忆
9。1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①
①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12月2日。
——怀念潘汉年
李一氓
序诗
《无题》（1978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更寻倩女魂。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一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同志找来。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庆，准备进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暂的几个月中，潘汉年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政治活动能力。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20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二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务后，潘发挥了他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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