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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到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来过几次，每次要住几天。他和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做机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做白区工作的，保密观念很强，纪律很严格，互相间不问在敌占区是做什么工作的。潘汉年向大家作过两次讲话，一次是讲长征的故事，一次是讲白区的斗争，大家都感到他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讲话有条理，娓娓动听，特别是他熟悉敌伪和国民党的情况，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同敌伪、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公开谈判和隐蔽斗争，都很有办法。他讲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隐蔽自己，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工作经验。
有的做交通工作的同志，把刘晓、潘汉年等来根据地的交通路线和利用汪伪方面的关系，在少数同志之间传了开来。把刘晓、潘汉年等利用在汪伪镇江站某某的关系，掩护他们在镇江过夜，设法护送过江，由仪征进入我仪扬边区转到淮南区党委的经过都说了。还说潘汉年神通广大。后来我们严肃地对有关的交通工作同志指出，这是自由主义、小广播，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会对党造成损失，很快就加以制止，以后在整风中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潘汉年在领导上海、香港等地的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曾作出过很多的贡献。
1943年三四月间，江苏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结束，华中局成立城工部，领导华中地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南京等地区的城市工作。同时成立华中局联络部，由潘汉年任部长，徐雪寒任副部长，负责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华中局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华中局联络部设在附近小王庄。潘汉年就在联络部办公，他的爱人董慧和小王（沈月箴，化名王静娴）也在那里。两个部的工作虽然都是做敌占区工作的，但组织上严格分开，只是领导上互有联系，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机关干部和所属单位都互不相关。根据联络部工作需要，江苏省委曾经调张子良、蒋建忠两位工人党员给联络部当交通。城工部成立后，又继续调张征秉（学生党员）、徐诚（徐百辉，工人党员）、何牵（职员党员）三同志给联络部当交通员。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据地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来往送材料、带干部，从未出过差错，安全准确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以后潘汉年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重回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于华中局联络部派干部进行策反工作的结果，伪军钟剑魂率部起义投诚。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潘汉年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仍领导上海原来所属的系统。上海地下党也互相配合，并得到他的帮助。中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保护和撤退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后，上海地下党曾配合潘汉年，动员和保护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后由潘汉年在港组织他们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他们冲破重重障碍，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经过韩国口岸，最后都安全到达，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这是潘汉年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功绩。解放前夕，潘汉年又组织了“两航”（指国民党的中央、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争取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机关档案和工厂企业资材，听候我方接管。并和上海地下党配合，对工商界、文化界人士，进行了长期的统战工作，争取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还被争取从香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是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第一任市委统战部部长。他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接管，恢复秩序，反对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多贡献。
1950年下半年，市人民政府在总结一年多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时指出：市政府接收工作顺利完成任务，表现在贯彻中央指示，不打乱财政经济机构，没有发生混乱现象；迅速地完成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对应该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及时作了处理；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努力，比较有成绩；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封锁反轰炸，取得了胜利；稳定市场，逐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开展市政建设等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潘汉年协助陈毅，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方针，以工人、青年、妇女等组织为基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解放后城市管理的正确方针。上海贯彻了把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作出了成绩。1952年3月，潘汉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造旧上海为新上海，必须思想上明确以生产为中心，一切为生产服务。在公私关系上，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好方法。一切为了生产，一面保障私营工商业有利可图，一面又要保障工人生活。还指出，新民主主义不是永远不变的，是过渡的，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社会主义，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保卫上海城市方面，潘汉年强调军事防空，要大家在政治、军事上提高认识，建设防空系统，确保上海工业基地。上海工人多，每个大楼、每个工厂都应成为战斗堡垒，有信心、有把握地夺取反封锁、反轰炸的胜利。今天回忆起来，建设上海，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奋斗得来的。有些革命前辈还为保卫和建设上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潘汉年很关心工人生活。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在市委领导下，就决定为工人逐步解决住房问题。当时，我在华东纺织管理局工作，曾经到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宅区进行调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第一个工人新村—一曹杨新村建成了，一些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首批搬进了这个工人新村。党和政府是关心人民生活的，潘汉年也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表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
潘汉年在任市委统战部长工作期间，协助陈毅，团结党外人士，打开了解放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许多和潘汉年比较熟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反映他能团结、教育党外人士，谦虚坦率，肝胆相照。他对党外的副市长盛丕华、金仲华，非常尊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解放后第一批参加民主党派的非党人士，都是和潘汉年同志商量，得到启发和帮助以后才参加的。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帮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党和青年团组织要挑选一批党团员参加民主党派，帮助开展民主党派工作，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应加强对民主党派工作的领导。这些都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五反运动中，潘汉年担任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他反对片面追求退赔数字，强调要实事求是，使运动发展比较健康，而又稳步地达到了预期目的。潘汉年反对党内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认为“解放了，统战工作不重要了”，“民主党派可以消灭了”，以及怕麻烦，要强制改造等错误思想。他要求党员干部大胆放手，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
潘汉年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的决定，负责筹备并建立了第一届上海市、区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上海市、区的人民代表会议。他重视发挥人代会和协商会议各自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好人代会和协商会议的工作。他曾指出当时市政协协商问题的面不够广，只限于劳资问题，其他文教、市政建设等问题，缺乏协商。他提出各级党委要建立和健全各级统战机构，大的工厂党委设统战部，有基础的支部设统战委员，应该依靠全党推动统战工作。统战部门要做好党的助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这些对于今天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仍然是有用的经验。
潘汉年长期受党的教育，参加过延安整风。他能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在我党接管上海，实现社会安定，财政经济恢复，反对美蒋封锁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上海党组织进行了第一次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潘汉年在总结上海一年多来取得的成绩时，也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办法。他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指出我们缺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的责任心，在各方面贯彻统战思想做得不够，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以及主观主义。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潘汉年主张要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不搞运动，不能用三反五反的办法。这种精神是实事求是的。
潘汉年这样一个好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竟在1955年蒙受这样大的冤屈，直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不能不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教训。
有一位因潘案无辜受牵连的同志说了这样几句话：“多年沉冤一朝雪，满座欢笑两眶泪。留得余生有余力，应是分光发分热。”这是我们怀念潘汉年和对他的错案得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