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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报告中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讯提出蒜望。
针对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封建性统御，彭德怀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的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自觉地去遵守纪律。
针对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同心、军民团结的钦慕，彭德怀说：“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
彭德怀的报告感动了与会将领们，特别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部队改观，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日军在2月间分路扑向晋西南，本想以疾风骤雨式的进攻，将我军逼过黄河，或压入黄河急转弯处的三角地带，一举而歼灭之。不料中国军队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稳稳转入了敌后，利用太行天险，建立起新的抗战支点。3月8日，日军攻到风陵渡，还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主力，方感恐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述及这一段战况时说：“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零轻视。”
小东岭会议刚结束，一二九师在涉县东阳关下响堂铺对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有关日军动向的重要文件。内称：“共军猖獗，4月上句，将由潞安（长治）以 北400华里内施以痛剿。”
4月4日，日军果然调集一○八师团全部及一○九师团、十六师团、二十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临汾、榆次、太谷，东从河北之元氏、赞皇、涉县，南从屯留、长治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4月6日，朱德、彭德怀紧急向东路军发布关于部队和民众动员的训令。根据这一训令，八路军和友军各部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说明粉碎这次围攻的意义，讲解新的作战要求，各军同仇敌忾，士气大振。八路军总部派出政工人员，和地方党组织、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协同，深入乡村宣传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破路队，支援反围攻。
为迎击各路来犯之敌，朱德、彭德怀连夜拟定作战方案，以八路军的一部，决死纵队一、三纵队，和国民党友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掩护八路军主力隐蔽待机。待敌人消耗疲乏到一定程度时，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之一路，再扩大战果。
部署就绪，彭德怀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底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胆大妄为了，再一锤子收拾它。”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受到我军阻击。唯由屯留北犯的日军二十五旅团，在凶残狡诈的旅团长苫米地的率领下，未受打击即占据了沁县，又放火烧毁了历史悠久的武乡县城。11日，朱德、彭德怀令待机的一二九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准备予该敌以严惩。
苫米地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旅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一五师三四四旅和集总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敌人又疲又饿，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寻我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不得已，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撤。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一二九师七七一、七六九两个团沿漳河南岸，七七二、六八九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快速猛追，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乐村一带之河滩地向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二十五旅团一一七联队等部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英勇殉国。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闻讯，纷纷后撤。八路军及友军各部奋起追击，相继收复了榆社、武乡、辽县、长子、屯留、潞城、襄垣、壶关、子洪口、沁源、沁县。
4月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与决死一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此，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历时20余日，歼敌400O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
此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的千山万壑为依托，开辟晋冀豫（以后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的敌后抗战，直至胜利。
在反九路围攻中，朱德、彭德怀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使主力军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配合下，运动自如，寻机歼敌。这是红军在苏区反围剿作战经验的发展，也是毛泽东全民抗战思想的一次胜利实践。1945年，彭德怀在总结抗战近八年的经验时说： “八路军领导机关从这次反九路围攻中，直接取得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成功经验，即，敌人的围攻是可以打破的。”
反九路围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的徐州会战。在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战、运动战后，国民党部队“一般官兵深感打游击战比较灵活，比绑在山头上遭敌大炮飞机轰炸好得多。在太岳期间官兵振奋，干得起劲”。
1938年5月，徐州失陷，正面战场推移到陇海线和黄河南北，中国军队在华北的三个主要部分——晋绥军、中央军（及各地方军）、八路军（及决死队）在华北正面战场结束以后，各自分离。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至紧靠黄河的离石、石楼、吉县一线。卫立煌部进入中条山区。与此同时，原东路军中的中央军和各地方军，不堪孤悬敌后的困苦转战，大批退至黄河以南。一部进入中条山区。华北广大国土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到了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身上。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敌后广阔的地域内放手分兵。八路军的三支主力，在山西牢牢控制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的广大山区和乡村，一部分进入晋西吕梁山脉活动。同时又北越长城，东下太行。宋任穷、陈再道等率部挺进冀南、鲁北，宋时轮、邓华纵队远出冀东，杨成武支队北进云雾山，吕正操部开辟冀中平原，晋察冀游击支队深入平西。日军在华北的30万兵力，实际只据守着城市和铁路沿线。八路军的出击遍及华北。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由强有力的正规军开辟和支持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呼应；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巍然屹立于敌人占领区内的正规军的指挥系统——从八路军总指挥部到各师、旅、团部，领导华北民众为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国土而浴血战斗。
1938年10月，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15。6万。1939年春，八路军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数块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3900万之众。由朱德、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五分之二以上。
第一节 河北问题
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山西战场上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忻口战役和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大军纷纷南渡黄河，西过汾河，八路则深入敌后，开辟了广人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甘心，想从八路军手中“收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以河北事件为发端，不断制造反共磨擦。
1938年5月，河北的抗日武装以吕正操部为主，在冀中38县地区创造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部队为主，在冀南20余县建立了抗日政权。为合作抗日，中共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鹿钟麟去河北省担任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为安全计，取道山西，请八路军护送，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敌后八路军开辟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在路过山西长治时，鹿钟麟曾访问故县镇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举行会谈，议定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选暂照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