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人们心弦。广大指战员通过诉苦这个深刻而实际的阶级教育，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为阶级仇恨，知道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地喊出“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战场上报仇。”彭德怀指出：诉苦运动还清算了地主、富农思想影响，“大体的划清阶级与敌我界限”； “达到挖穷根坚定斗志”； “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 “建立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
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的忆苦三查搞得较早，彭德怀非常重视，亲自指导。一天，他和甘泗淇来到三五八旅，听了汇报，又去参加诉苦大会，还找干部战士座谈，了解情况。听到解放战士于德水的悲惨遭遇，他的心情非常难受。沉默了好久，然后转头对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在国民党军队里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这次调查，彭德怀印象非常深。事隔20年之后，彭德怀在“十年动乱”被囚禁中回忆这次调查，写道：“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他写得如此真切动人，可见这次诉苦大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受尽旧社会苦难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彭德怀充分肯定三五八旅的经验，对余秋里说：“你们搞的忆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你们要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回到野战军司令部后，即通知附近的纵队组织团、营干部去参观学习，推动全军的诉苦运动。
在诉苦和讨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转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阶段。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有的更主动地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以及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称“三查”运动是“过秤”——看你够不够党员标准、干部条件；“照镜子”——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彭德怀指出：通过三查，揭露了思想作风上的不纯问题，检查了违反群众纪律的具体事件和有关人员，批判了个人主义享乐思想、贪生怕死的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清查出暗藏在部队中的敌军军官和混进党内来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斗志不强，坚持地主、富农立场的干部，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的目的。
在三查过程中，也存在着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一度发生过火的捆、吊、打和逼供信的错误。彭德怀指出，虽时间很短，共有几天即行纠正，但真正的奸细不易除根，其罪恶也未充分暴露，不易教育群众。针对那种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追查成分，忽视思想教育的情况，彭德怀明确指出：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二查运动是有联系的。查阶级查思想，查的目的是为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斗志，提高战斗力。过分的强调成分，就会走上唯成分论的偏向。
1948年1月，彭德怀和前委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各纵队首长汇报前一阶段诉苦、三查的情况，交流了经验。会后，部队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转入第三阶段，即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通过练兵，使勇敢与战术、技术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指挥能力，为转入外线进攻作了思想上、军事上的准备。
关于这次运动，彭德怀在整军报告中总结道：经过诉苦和三查，“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过去解放兵、子弟兵间的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被阶级友爱代替了。它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增强了部队团结，加强了群众纪律，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发扬了群众创造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发扬了民主作风，部队中的管理教育方式，亦有很大改善。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是继承了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我军新的整军方式，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坚持和继续。
1948年1月底，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野战军进行诉苦三查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把它称为新式整军运动。经过他的倡导，全军都开展起来了。其后，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又指出：“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周恩来则赞扬诉苦三查做得很好，是“壮大军队”的法宝，说这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过程中，彭德怀于1947年12月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阐明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所需要解决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彭德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联系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偏向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他在26日发言说：在贯彻中央指示时，要注重调查研究，区别对待。革命斗争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时易于怯敌，军事上如此，地方工作也是如此。土改中 “左”倾是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错误倾向。对此，彭德怀又说：土地问题已上轨道。“团结中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城市工商业一定不要破坏，即使政治上必须没收的，也不必性急”。他特别强调发扬民主，指出：部队要放手发扬民主，政治教育靠民主，军事上也要民主。战役检讨也必须充分民主化，何以胜，何以败，这个教育最有效。彭德怀预计西北的军事形势在1948年将发生根本变化。
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1948年1月，彭德怀在杨家沟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在报告中回顾了从延安以南抗击战到二次攻打榆林的战斗历程，简明扼要地总结了4点经验：“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这“是下决心的根据”；“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兵不要太大，只要齐心；要练得好，用得法”。会上，彭德怀强调要执行好党的城市政策，指出：我们城市政策执行的好坏，将影响西北大中城市工商业家的向背。在农村“宁肯饿肚子也不能动中农”。要求各纵、旅党委一定要注意纪律教育。
前委扩大会议提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一是建立根据地。会议从方针政策上为在西北开展新区和城市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和必要准备。
第一节 西北大捷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到1947年12月，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胡宗南也先后从陕北调3个师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和平汉路，与解放军逐鹿中原。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正规军6。1万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迫使胡宗南部困守一些点线，采取“机动防御”部署，陷入被动地位。这时，陕甘宁解放区失地己大部收复，与晋西南解放区相联结，支援前线的能力有了提高。野战军增加到7。5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己由约十比一变为五比一。虽然敌大我小的形势仍然存在，但西北野战军己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在大量歼灭敌人和新式整军的基础上，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举行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了。
1948年1月在野战军司令部讨论战略进攻方向时，彭德怀提出转入外线作战，有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和南出陕中三个方向可供选择。他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建议打延安，说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说应向陇东出击，打击“二马”还有的主张直插关中，捅胡宗南的老窝去。彭德怀善于集思广益，博采众议，在听完议论后说：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还不到火候。向陇东出击，路上缺乏粮食；同“二马”骑兵打仗，可能打不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消耗，两头一夹击，我们就会打消耗战。他走近地图，在延安以南一带的地图上画了一圈，说：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现在敌人占据黄河渡口，如我们利用的好，就会出其不意来一支奇兵（指当时在山西的王震第二纵队）。他分析了敌我态势，权衡了各种利弊，提出向延安以南出击，插到敌人后方去，向黄龙山进军。认为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是实施战略进攻的最好方向。彭德怀画龙点睛地说：我们是打宜川、调洛川（敌人）；歼灭刘裁，收复延安。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南出陕中，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