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洪真是把专制玩到了极致，让他们有苦都说不出来。
美国的三权分立是他们最向往和羡慕的，韩立洪先前嘲讽过。现在，韩立洪把这种嘲讽做了最最生动的诠释。
当初，韩立洪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剖析，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现在好了，不是不以为然吗？举个例子给你们看看。
虽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其实质的精神并不极端，是一通百通的小道理。
这个例子举出来之后，还真是分化了一批人，被分化出来的这些人开始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更深刻的反思，研究政府集权和资本集权的利弊。
事情就是这样，韩立洪分化了一批人，动摇了一批人，但同时，也使得一批人更固执，更执着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往民主教教徒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这件事让这些民主教的准教徒窝火，因而，在其他对韩立洪不满的议题上，就使得他们的火气更盛。
最近，他们的火力都集中在了立法这件事上。
立法有制宪和制定一般法律两种。
宪法是确定国家体制的根本大法，在制宪的问题上，主流的意见是国家体制还很不稳定，不必急于制宪。
韩立洪也是这个态度。
制宪不急，但一般法律的立法那是刻不容缓的。
关于立法，韩立洪给出了明确的原则，其核心完全背离了西方现代立法精神。
比如，韩立洪主张法从简，即便会造成一些无辜者被伤害也在所不惜，他这么主张的理由是避免司法体系过于庞杂。
这是什么道理？
韩立洪关于法从简的主张还有更可笑的，比如精神病杀人，杀人者本身或其父母是富豪或是位高权重者，按正常杀人论刑，没有精神病杀人这一说。
这不是胡闹么
更严重的还不是这个，更严重的是关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问题。
在西方现代的法律精神里，程序正义的位阶高于实质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质正义，因为不支持程序正义，就不能普遍实现实质正义。
韩立洪推翻了这个，他主张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并重，两者具体孰轻孰重，要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灵活决定。
参与立法的人之中，共产党的人支持韩立洪的主张，而这也就意味着除开山西，华北各省的司法体系要按着韩立洪的主张来搞。
这不仅激起了留过洋的法学家的激烈反对，也激起了很多跟法律无关的社会贤达的激烈反对。
谁都清楚，华北的一切将来必定是整个中国的基础，所以，各个方面的人都云集北京，他们都想在其中贯彻他们自己的意志。
但是，韩立洪太霸道，根本就不理他们，连个面都见不到。于是，找不着韩立洪，他们就都去找总理了。
正文 三〇七章 斯大林同志有点急
三〇七章 斯大林同志有点急
中南海，怀仁堂，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今天几乎都到了。
今天，韩立洪要当面回答问题。
人来的这么齐，很多人倒不是给韩立洪面子，而是韩立洪的架子太大，可韩立洪的态度又是很多事情的关键，他们要是想当面质问韩立洪，就不能不来。
韩立洪做事历来简洁，到了之后，就请众人发问。
在场有很多记者，但在这个场合，没有记者发问的机会，他们只是负责记录和报道。
第一个发问的是大律师张凯之，他问道：“韩先生，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在法律上分三六九等？”
张凯之指的是官员犯罪，罪加三等，同等罪行，官员的级别越高，处罚越重。
看着张凯之，韩立洪道：“张先生，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前途我首先就不认同，人人生而平等，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张凯之要辩论，韩立洪轻轻摆了摆手，道：“张先生，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我今天只是来陈述我的一些观点。”
窝火，不只张凯之窝火，很多人都窝火，但再窝火也没办法，只能忍着。而且，韩立洪这话一撂出来，就把他们想说的话百分之九十都给堵在肚子里了。
憋屈，韩立洪这人简直太霸道了，比蒋介石还霸道，蒋介石也没像他这样，根本一点面子都不留。
韩立洪继续道：“诸位，我说过，我是传统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在法律这一点上，我更是认为我们的眼睛应该去看我们的老祖宗，去从我们的传统里汲取智慧，而不是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
“我们的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宽刑、慎刑，但就是再宽刑、慎刑的时期，对官，尤其是贪官，却一向都是严刑峻法。”
“这，是为什么？”
“抛开道德的因素，我想谁都不会否认，这么做有益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说白了，就是维护统治阶层自身的利益。”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商人阶层、官僚阶层等等，而不应该有阶级。有阶级，也就意味着社会矛盾激化，就开始孕育暴力**了。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帝王，他们今都安在？他们又是怎么亡的？而跟他们一切灭亡的又有多少达官显宦、富商巨贾？”
“每个人都认为我贪一点没什么，我逼一个老百姓家破人亡不算什么……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当风暴到来，这些人也都跟着家破人亡，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最后不就是有好几个被熬了肉汤吗。”
“千百年来，秦人不暇自哀、汉人不暇自哀……唐人不暇自哀、宋人不暇自哀……明人不暇自哀……今天，我们还要不暇自哀吗？”
韩立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挨排数，数的好多人是心惊肉跳。
韩立洪的声音平静，但心底却有隐隐的愤怒升起。
上一世，那些海外归来的精英公然鼓吹腐败次优论，认为腐败有助于社会进步，然后又打着人权生命权的大旗，要从法律上彻底废除经济犯的死刑。
这些拼了老命也要把中国往西方道路上引的精英和贪官们一唱一和，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要给中国的所有贪官发一个当年只有皇帝才能发的免死金牌，从而把中国彻底搞乱。
在韩立洪看来，即便一切法律完备，真能把贪官关到死，这种免死金牌也不能发，不该发。
贪官，从来都是国家的真正乱源，必须遏制。
眼底隐隐有着寒光闪动，韩立洪道：“在这儿，我宣布我会把贪官论死入宪，而且要在国人心中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一条都不可更改”
静默了一会儿，突然，掌声骤然而起。
韩立洪看去，这些从心里往外鼓掌的大都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他心里不由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
韩立洪道：“整体而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中的败类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人，更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强势的多，所以，立法一个必须的角度是约束这些人，而这就是东西方立法的本质区别。”
“诸位都是有大学问的，应该知道我们早就有完备法律体系，比西方要早的多。律法大兴于宋，当时人言本朝无一事无法条。王安石变法，法律成为官员必考的科目，每个官员自己就懂法律，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律师的。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长久以来都是森严的等级特权社会，西方的律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权贵服务的。所以，律师在我们这儿成了讼棍，而在西方则成了上流人士。”
宋朝是平民社会，由于官员们不用律师，于是律师就不得不专为老百姓服务，但给老百姓服务能赚几个钱，所以，宋朝的律师大都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法子，靠增加案件数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是，中国是人情社会，本就有息讼的传统，孔子就主张无讼，所以，哪有那么多的案件让他们来做？于是，律师们就开始制造诉讼案件，比如挑拨离间，让小矛盾变成大矛盾，最后闹上公堂。
更有甚者，他们胡乱代理案件，比如代理小孩子，代理昏聩的老年人，代理精神病人。
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刚刚成为社会问题，没有诉讼主体之说，律师就直接鼓动小孩子打官司，或者挑唆智力不健全者打官司，造成的结果是，当事人即便诉讼成功，其财产也大多落入了律师的腰包。
这就是律师在中国变成讼棍的由来。
过度兴讼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问题，而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是不能让靠打官司赚钱的律师成为主流的，因此，从南宋就开始治理讼棍。
调解制度、诉讼主体、美国法庭要求证人说实话等等，都是南宋那会儿就有的。
详细解说了一遍之后，韩立洪又道：“西方的法律本质上是为权贵服务的，现在封建特权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特权，他们把法律弄得极其麻烦复杂，就是资本权贵和律师勾结在一起共同完成的。法律这种东西，规定的越复杂，漏洞也就越多越隐秘，而能找出这些漏洞的自然是律师，但是，谁能顾得起这些律师呢？当然是权贵。”
“站在什么角度立法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宋朝的法律自然不是老百姓制定的，而是官员们制定的，他们和西方的特权阶层一样是统治阶层，但他们为什么要制定和西方不一样的律法？”
顿了顿，韩立洪道：“因为他们比西方人聪明，比西方人看的远，知道长长久久的道理，只有社会稳定，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才能享有好的生活，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政府集权和西方的资本集权的本质区别。今天，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坐的一些人如果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是膜拜沐猴而冠的猴儿。”
这话骂的太狠了，但仔细想想，韩立洪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把先进的英美比作沐猴而冠的猴儿，很多人一定不满意，因为猴儿比我们强大，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的老百姓好得多。但是，大家膜拜猴儿，千万不要忘了猴儿的屁股是红的，他们的富强是怎么来的。”
“几百年来，西方列强从全世界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