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有人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有一次，孙传芳与其亲信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亲信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亲信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3日，星期三。天津英租界20号路134号，一座宏伟壮丽的深宅大院。孙传芳下野后，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星期一、三、六还要去居士林听经。此刻，他蓝绸棉袍，灰春绸棉袄裤，系着白布腰带，白洋褂，青缎鞋，从楼上下来正要出门。
夫人周佩馨过来：“馨远，天气不好，今天不要去了。”
孙传芳笑着说：“夫人，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全凭诚则灵，这些年我专心念佛，连过去浮躁的脾气也改了，怎能不去？”
“馨远，天气不好，我今天不陪你去了，早点回来。”她亲自拉开小轿车的门。
下午两点左右，一位30岁上下的女子来到居士林，径直来到富明法师面前，双手合十：“大师，我有心礼佛，但经文难懂，如何能念？”
“心诚则灵，诵经的好处极多，试看下台的要人靳总理：孙联帅都皈依佛门，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法师，孙联帅可是孙传芳？”
“正是，他是本林的理事长，每次都来，功夫甚好，日前已在仁昌广播电台中布道讲经了。”
“法师，入居士林可要什么手续？”女子诚恳地询问。
“女施主，请填一份志愿书，并交费一元。”
女子接过志愿书，在上面工工整整填上姓名“董惠”。富明法师披着绿绦浅红色袈裟，上法堂讲演经法，这时佛堂的大门开了，孙传芳身披黑海青缓步进入大殿，他登坛焚香，拜了几拜，然后在蒲团上坐下，面向东方，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坐禅。
香烟缭绕的佛堂，仿佛是极乐的世界，经声朗朗，十几名善男信女如痴如醉，欲醒欲睡。只有董惠一颗心在猛烈地跳动，她棉袍的暗兜里藏着一把崭新的六号勃朗宁手枪，枪膛里压上六颗闪闪发亮的子弹，紧握枪把的手湿淋淋的，全是汗水，鬓角额前鼻尖也冒出密密的小水珠。
女教友关心地说：“到前面去吧，那里好一点。”
董惠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立即站起来，来到孙传芳的身后，她默默地念着：“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这是女儿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爸爸，你要助我一点勇气！”
董惠迅速掏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啪！”一扣枪机，子弹飞去，孙传芳的身体似乎怔了一下。“啪！啪！”紧接着又是两枪，一粒子弹从左额角打入，由右额透出，另一粒子弹打进脊背，从胸膛正中飞出，他应声扑倒于佛案之旁。
董惠满脸杀气，手里握着枪，厉声狂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随即，她冲到院子里，从大衣兜中掏出早已印好的传单和告国猛地抛向空中，上面油印着：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文·冇·人·冇·书·冇·屋←
仇女施剑翘谨启
孙传芳的遗体一身法衣，脖子上戴了一串108颗玛瑙石的佛珠，头上还缠着白色的纱布，躺在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里。他的墓地选择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左侧，墓书：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暨元配张夫人墓碑。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
结交法师
冯玉祥与南京栖霞山下的千年古刹栖霞寺寂然法师有过一段交往，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为筹备中国国民党五届全会，先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已经收到请柬的冯玉祥将军从山东泰山动身赴南京开会。当时冯玉祥将军已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尽管冯玉祥将军位高而权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冯将军在南京有两幢官邸，一处在东郊陵园新村（被日军毁坏）；另一处在城西宁海路中段。他节俭惯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独行。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亲邀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园内小红山国府主席官邸（即美龄宫）吃饭，并一同做礼拜，但冯将军不愿意让蒋做戏给别人看，使别人误会他们过从亲密，便拒绝前往。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时，原在十九路军任排长的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了会场，本想开枪行刺蒋介石，却误伤了汪精卫。孙凤鸣重伤后被捕很快死去。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深受震惊，冯玉祥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中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会大失民心，确应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1935年11月中旬，时已近初冬，冯玉祥听说栖霞山秋景很美，为舒展一直沉闷的心情，遂前往散心。冯玉祥在副官警卫们的陪同下，观赏了陆羽亭、桃花涧、舍利塔、藏经楼等景观。在栖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当家僧人接待了冯玉祥将军。寂然和尚是一位阅历颇深、办事沉稳的人，他请大本和志本两位先暂时避开，自己与冯将军相对品茗。寂然先说了对冯将军带兵，爱护百姓和艰苦奋斗的钦佩之情，继而谈起了其他话题。冯玉祥很欣赏寂然宁静的气度和渊博的才情，感到这位僧人既谙熟古今典故，又了解当前时事，是一个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高僧。于是冯将军决定多在寺中停留一会儿，并在寺中吃斋饭。在谈话间，寂然向冯玉祥诉说了寺院方与紧傍栖霞山的省立乡师为争夺一片土地引起的冲突与自己的烦恼。寂然法师俗姓严，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栖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应事务。那时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地产之争已经聚讼数年，广受社会上的关注并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支持栖霞乡师校长黄质夫的是陈果夫，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固磐、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等都唯陈果夫马首是瞻。
戴季陶则是栖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让栖霞寺发动各个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内，向政府游行请愿。在这次方丈室的会面中，寂然法师再三表示，他与常来寺里烧香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只是一般关系，他认为游行请愿的方式，在国难当头之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土地之争的问题只是一个触点，它仅仅是国民党上层的派系之争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这种争斗，这也有违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够平等协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不要因这个问题影响了抵御外侮的准备，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当时的内政部长薛笃弼的态度。薛笃弼当年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受冯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经冯推荐到南京政府任职，1928年2月出任内政部长。中原大战后，冯、阎讨蒋联军失败，薛也因这个原因呈请辞职。1934年蒋为了拉拢西北军旧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笃弼代理内政部长。在栖霞山的土地之争中，陈果夫本已倾向栖霞乡师，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应强烈，便把此事推给了内政部长薛笃弼，由他做最后定夺。寂然法师从国民党高层获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这次谈话。
其实寂然法师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日本全面侵华在即，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肯定是战略打击目标，而南京人口甚众，一旦受到攻击，必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作为出家人应该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难民，仅仅凭小小的栖霞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必须有一大片能够安置难民的土地。以冯玉祥当时的身份也不便与寂然法师议论战局，但他作为职业军人，看了栖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便触及的问题，但又都在不言中。
冯玉祥将军来过的第三天下午，内政部的一名办事人员乘车来到了栖霞寺。将该部对黄质夫申请报告书的批复函复制件交给了寂然法师。此函明确表示“争地产事件，经部办公会议研究，拟同意维持现状，栖霞乡师必须退出有争议地区。损坏围墙，应由校方修理……”很显然，冯玉祥将军回城后找了薛笃弼，讲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笃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议。后来这段往事还被载入了《栖霞县志》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师和冯将军所料，此后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军的攻击，日军的暴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而此时的栖霞寺，正因为有了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两万多名难民。
白沙募捐
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募集抗日经费而奔走呼号。1943年他赴四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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