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每人叫一个！”众军官知道冯玉祥的脾气，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冯玉祥见众军官不响也不动，就说：“我已经给你们出了条子了，每人一个，每个一元。她们快来了。”少顷，饭厅大门洞开，涌进来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这些人都是冯玉祥预先派人从南京街上召集来的。众军官更加惊讶。只见冯玉祥站起来说：“这些人就是我给大家所叫的‘条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姐妹！我们应当照顾关心他们，请你们每人给他们一元钱！”众军官大为震动，感慨之余，纷纷解囊。
冯玉祥的这番举动轰动南京，达官贵人骂冯是个大怪人，而穷苦人民却说冯是中国官场中一位难得的平民将军。
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仗着其父和姨父蒋介石的关系在重庆横行霸道，大耍威风。她走私大发国难财，无人敢阻拦。1939年冬天冯玉祥到綦江县公干，第二天下午，他听说孔二小姐正在綦江城门外打骂拦下她的车队要检查走私物品的士兵，冯玉祥马上赶到现场。这从贵州方向开来的车队前有军警开路，后有小车压阵，非常威风。只见这士兵脸上还有五个红指印，孔二小姐还在大骂士兵“瞎了你娘的狗眼，连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贴封的车队也敢检查……”冯玉祥上前笑着说：“二小姐，我总有权检查吧？”孔二小姐一看是冯玉祥，边赔着笑边溜之大吉。冯玉祥马上电告委员长，说他正在川黔公路上追截一走私车队，案犯好像是贵阳的，姓刘。蒋回电要他“严惩不贷”。冯玉祥将走私车队的事全部处理完后，又向蒋委员长报告说：“走私车队全部截获，只是主犯逃之夭夭，好像是个女的。都怪我疏忽大意，没将其捉拿归案，请求委员长处罚……”蒋介石一听，马上明白是孔二小姐的走私车队被截，但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垂头丧气地说：“焕章兄，你干得好，干得好。”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前一天，《新华日报》就出了“冯将军60大寿特刊”，周恩来亲自撰文称赞冯玉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此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嫉恨，在第三天他的寿宴上，门卫送来一封信，冯玉祥拆开一看，里面装有一颗子弹，纸条上写着警告他不要与共产党来往的话。冯玉祥知道这是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戴笠手下所为，就当着众多客人的面说：“真是不择手段。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将这封信原样送给他们的主子……”于是，他将“子弹信”原样封好后在信封上写了几句简短的话就派专人送给了蒋介石。蒋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收到一封奇信，我不敢一人独赏，特奉献给贤弟一阅。”这意思很是明白，蒋介石看后非常生气。他装腔作势地给冯玉祥回了一封“安慰”信，信中说：“首都重地，竟有如此狂徒，殊堪痛恨，已饬限期破案矣。”冯玉祥看后当着众多宾客，冷笑几声就将这回信扔到了废纸篓中，大家也是一阵哈哈大笑。
仁人之言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到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气象使他耳目一新，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为民众谋福利的思想趋于成熟。所以他用大量的时间接见苏联工人、农民、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进入工厂、田庄、学校了解情况。经过广泛会谈、考察，结合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他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深切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没有鲜明的主义与有凝聚力的革命组织是不行的，故而在访苏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回国后，他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奉命南下平甘援陕途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正宁的题字碑就是这一时期冯玉祥平民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冯玉祥是沿磴口、银川、固原这一路到平凉的。
在平凉最叫他伤心的一件事是：部队里受伤染病的弟兄，长途行军一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着生火取暖。哪知脚冻久了，一接触热气，皮肉立刻泛成乌紫色，溃烂不可收拾。如此冻断了足、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冯玉祥认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他查悉这些情由，急忙分派人员，到各部拦前截后，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至暖，不可急于烤火。他觉得那些断足的弟兄遭此无妄之灾，作为官长，有失察之责，便深以为疚。
一天，大雪不止，冯玉祥有点感冒，正在房里坐着歇息，忽然他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刚打猎回来，这只鸟送给他作为圣诞礼物。那鸟周身羽毛雪白，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很少见，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说这是所谓的天鹅地鹏之鹏。冯玉祥觉得不应该如此做，就对他的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的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于是冯玉祥把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国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乌斯马诺夫闻讯后十分惭愧，问冯玉祥怎样才是。他说：“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队，此等万万不可大意。”事后许多人认为处理过重，有伤外国朋友的面子。冯玉祥又说：“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和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
冯玉祥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一边修。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丰收年，也因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的便宜。麦价每元60斤，白面每元50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兵站征集粮食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草，堆积如山。冯玉祥和百姓谈话，他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不算什么。”也许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冯玉祥见麦子撒满地上，随处都是，狼藉不堪，觉得十分可惜，就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
从泾川去长武至邠县途中，冯玉祥夜宿一家小小村店中。因为随从简单，百姓都不相识。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蛮横。冯玉祥叫副官不要干涉，看他们究竟干些什么事出来。来人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把树皮吃了净光。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来人就和冯玉祥同屋而住。慢慢知道冯玉祥是什么人了，就变得老实多了。冯玉祥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送信经过此地投宿。于是冯玉祥就好言劝说起来。冯玉祥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了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懊悔。冯玉祥认为兵士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失之教育。当日，天没明他们就动身走了。
冯玉祥到了邠县，住在县政府，就近查看了班房和监狱，见到黑暗内情，十分心寒。监狱在县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了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空气不能流通，凡进来者无不生病。班房在县衙内，囚犯中青年、老人都有，一般都无什么重大过失。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1丈见方，最多只可容纳20个人，却挤着60多人。人群中放着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缸中尿垢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犯人若要向外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要付10至20元。冯玉祥见此情形，心痛如锥刺。他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县官不去查看，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他将邠县的代理县长找来，问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县长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法改革。冯玉祥就把为自己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县长和自己一块去打扫牢房，亲自和县长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及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后来冯玉祥连着看了长武、永寿数县，大同小异，如出一辙。觉得这是吏治的问题，远非整顿所能了事的。但身为县长如果正直不欺，亦能收到弊绝风清、局部改革之效。
邠县以东的正宁县，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是从长安派去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百姓宣传，叫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资。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二、三军大打了一顿，驱逐出境。冯玉祥到邠县后，因为他是西北党部代表，两方都来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罪名相骂。冯玉祥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