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 第3部分

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以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这样做带有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同时也蕴含着与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含义。

不料，孙中山的这个建议，民间一时没有接受，于是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仍然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

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元旦”改成了“春节”。

由于这个“春节”是袁世凯批准的，许多倒袁人士，都拒绝过这个春节。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过废除这个节日。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不同意，对孙中山不满的人也不同意。

1930年，南京政府为了适应当时世界上风行的改历潮流，一些改历人士重新提出，先过“元旦”新年，后过“春节”旧年，新年在前，旧年在后，十分荒唐。南京政府颁行政令，宣布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这个政令一颁布，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对国民党的热潮。结果，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把旧历新年禁下来，而且还招来了国内许多反对的声音。

“春节”从“过年而不过节”，经袁世凯批准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90多年来，中国人都重视民族传统的新年，把春节当作真正的“年”来过。人们接受“春节”称谓，是因为它既区别了公历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后，“春节”表示春天的到来或开始，与岁首之意相合。

元宵节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也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原来，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他疑神疑鬼。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街上小贩在吆喝“卖元宵”，袁世凯一听，“元宵”不就是“袁消”吗？这是要消灭我袁世凯啊！可他又没办法禁止人们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袁世凯干脆来了个掩耳盗铃：下令从1913年正月十五日起，正式改“元宵”为“汤圆”，小贩们叫卖汤圆，听起来就不那么刺耳了！

袁世凯是顺耳了，可全国人民却不干了，尤其是革命势力控制的南方各省，根本就不理袁世凯这一套，1913年正月十五，南京夫子庙的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小贩们照旧扯开了喉咙：“卖元宵啦，卖元宵啦！”引得人们纷纷购买。执勤的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管，因为谁都知道，老袁复辟是逆历史潮流，不会长久。

果然，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后一命呜呼，“卖元宵”的吆喝声却在今天还能听到。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作了一首儿歌讽刺他：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

矮人也有女人缘

相貌上，袁世凯先天不足。所以他一生什么都被人编排，就一点没人诟病，即从未有过桃色绯闻。说来还得归功于他长得不帅。

尽管相貌不佳，读书不多，既无高度又逊风度，但袁世凯久处市井，历练江湖，深谙市井风俗，为人处世上，既不违人情，又颇合事理，加之机心绵密，善于权变，所以官场上，巧于应付，拿捏尺度，自显英雄风采；情场上，体贴人意，不乏温度，一点不缺女人缘。

袁世凯生命中的女人，明里暗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多位如夫人，可谓艳福不浅。

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袁世凯的妾更多的来源于自家的女婢，是在长期主仆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从女婢走入袁世凯个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尽管袁世凯长得不帅，这些女人与他结缘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袁世凯自有他的魅力，女人们大都念着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于他。

查一查袁世凯的一妻九妾，四姨太为他殉节，吞金立死。三姨太吞金后，伤身，三个月后死。七姨太因为怀孕，有孕乃大，被劝下，没死成。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你能说这里只是金钱的关系？说明袁世凯在她们心里是有分量的。

袁世凯管理妻妾队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

钱财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齐说：

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

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目发放。

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袁世凯让这些女人有事干。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袁世凯采用绵里藏针法，让大姨太场面上出风头，二姨太管钱财（前期）和烧菜。三姨太能歌善舞，弹琴（七弦琴）唱歌，五姨太管队伍建设。

不同于前面几位过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白天学文化，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晚上值班伺候。

大家都在忙，闲事儿就少。

袁世凯对待妻妾特别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不知是真是假，据说袁世凯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鱼，二姨太美得什么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养蟹，变着法子改善伙食。五姨太杨氏从小跟爹做小买卖，擅长理财，袁世凯就让其管钱。还假装糊涂让五姨太每天从预算里扣点儿小钱，自得其乐。什么都拿不出手的那几位，就让她们学英语，学填词，酬酢唱和，吟风弄月。

看来，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乏魅力。

段祺瑞：六不总理，围棋功臣

段祺瑞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俭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刚愎自用。通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三造共和。

学艺克虏伯

从1872年到1875年，洋务派用4年的时间，在各地选拔120名11~15岁的中国幼童分批送往美国留学。曾国藩、李鸿章向清廷陈述：中国欲自强，唯有学习西人的先进经验。西人的坚船利炮，背后有天文、地理、数学、制造等先进技术做强大后盾。因此应当选拔人才，直接到先进国家内部去追本求源。

虽然这些幼童“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但毕竟是长线的计划——15年风云不定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这对于当时身处“数千年之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来说，的确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作为短期的救急方法之一，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洋务派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德国大炮，而是做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李鸿章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道：“唯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

大量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固然正确，然“有器尤须有人”，从天津大沽口炮台到海南秀英炮台，这18400多公里海岸线，无数的海防大炮，需要有多少谙悉西方火炮长技的人才？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立刻聘他为教官。

1872年，李鸿章再托克虏伯公司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1876年，又精心安排了查连标、卞长胜等7名中国士官带足够用3年的笔、墨、砚台到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他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