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粤怪事
1931年，陈济棠在广东站稳脚跟后，不断扩充实力，最终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南天王”。
到了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行为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现代国民。
陈济棠表面很响应，但实际上另搞一套，他要求全省推行读经，讲三纲五常，推行祭祀孔子、关羽、岳飞活动，目的是要百姓老实听话，文武官吏要像关、岳那样讲忠义，实即忠于自己。这样子，奇事便陆续出来了。
先是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张之英提议禁止夏日男女同场游泳，并转令广东省会公安局实施。泳场因此用木板隔成两半，以实现分泳。
这样的事由一个舰队司令提出，岂不可怪！原来陈济棠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张是其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积极配合了。
跟着，省河督配局局长郑日东，也向政府建议禁止男女挽臂同行，还写了一篇妙文细说理由，文中说：既禁男女同泳，则亦应禁同行，不应严于水而宽于陆。又说女子袒胸露臂，实为“肉诱”。凡此恶习，有害党国前途，故应禁止云云。
1935年4月，陈济棠以总司令身份向广东省政治研究会提议禁止妇女奇装异服，并列出衣着标准如下：
旗袍最长不得拖至脚踝，最短必须过膝。衣领最高不得超过二寸，最低不得低于五分。袖子最长不得超过手指，最短也要过了肘关节。旗袍开衩不得过高，最高只可过膝盖以上三寸。
穿旗袍时，要穿过膝长的内裤。
穿短衣者，衣长要盖过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
裤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
穿旗袍出户外时，不得赤足穿鞋。
是年8月，广东政治研究会除通过此提案外，又通过一项荒唐的男女界限议案，规定如下：
禁止男女同车；禁止男女同食（无论官署、家庭、茶楼、酒馆，一律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须待男人食毕，方可进食；禁止男女同住（旅馆一律禁止男女同住一室）；禁止军人、人民同行；电影院禁止开映男女共演之影片。
省会公安局长何荦是陈的心腹，执行起来自然特别起劲。他宣布由8月1日至10日为宣传期，除在电台播放规定外，又派女宣传队员到戏院、剧场演讲。并以白布上书“取缔奇装异服，9月1日强制执行”的标语，分悬于马路及公共汽车上。
又召集缝衣店及洋服店店主到公安局签署保证书，保证不为顾客制作违反标准的服装。
到了9月1日，正式执行，公安局派出男女检查队，以太平、靖海、陈塘、永汉、宝华等分局管辖的地段为重点，多派人手，检查公共汽车及戏院剧场。其中以洪德分局查得最严，在大基头一带不论客车、行人，均予检查不漏。
从当天报纸对两宗违例事件的报道，可以略窥一二。上午11时，19岁少女林玉卿身穿黑纱，罩以内袍，隐露肌肉。脚穿白皮鞋，未着袜。眼戴黑眼镜，佩心口针。与未婚夫刘某拍拖，行至高第街口时，被段警干涉。玉卿不服，反谓警察理人闲事，干涉自由。最后被带返分局处理。
到晚上11点左右，少妇黄周氏，29岁，台山人。身穿丝质白绸蝴蝶装，配以腰带，脚穿黄皮通花鞋，不穿袜。两手指甲染红。带同女仆到新华戏院看完电影，行到中山五路与中华北路口时，被警察干涉带返分局处理。
这些做法，明显是针对女性的。扰攘了几天后，有记者前往十八甫、高第路、永汉路一带热闹地方观察，发现过往行人，男性占十分之七八，女性只占十分之二，且均是年过三十的人，年轻女性，都不愿上街了。扰民行为，可见一斑。
到了1936年，何荦还不死心，鉴于去年闹了不少笑话，今年他做了两项改进：一是培训了一批专职的女性劝导员，上街劝谕；二是成立专门的所谓风纪警察巡逻队，加强巡查。遇有违例者，即在其身上盖上违反服装规定的印记。这一来又惹出麻烦了。某日，一位公务员的妻子在路上被风纪警察逮着，随即将违纪的蓝印盖于该妇旗袍的乳房部位，这一举动太过荒唐，一时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亦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要求改用女警检查。当局自知犯了众怒，悄悄撤销了风纪警察的巡逻，对禁令也不敢再坚持了。
不过舆论并没有放过他们，不断有反对意见和嘲讽，有一报纸说：真正的艳装妖妇，是坐在小汽车里的，她旁边是贵人，还有卫士，那又从何劝谕、谁去制止呢？
取缔“奇装异服”运动虎头蛇尾，笑话不断。到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被迫下野，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驱逐胡适
1935年元旦，胡适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其意义在于其影响从学院延及社会之事实，得到了追加的象征性认可。以后，胡适按预定计划游历了粤、桂两地。适之博士游目游心之余，一逮到机会就要“卖膏药”，这是他“历史癖”、“考据癖”之外的第三种癖好，即“演说癖”。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陈济棠在广东大力推行尊孔读经。他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尊孔的议案：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提议恢复祭拜孔子、关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并且由广东省的民政厅和教育厅会同订立祭仪细目，呈准实行。陈济棠还在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他指示广东省教育厅颁布《广东省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要求全省小学一年级起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读《五经》，而读《孝经》则从小学至高中一以贯之。凡已采用《国文》课本的学校，一律加插“活页文选”的古文，作为补充教材。他亲编《新公民课本》，课本的第一课赫然印着“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
陈济棠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还组织成立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的“明德社”，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请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申明要重建“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编写历代贤臣、名宦行状的《官人模范录》，在政府官员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终日惕厉，不忘官箴；又开办学海书院，完全照搬当年张之洞办学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礼制、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曾国藩文集为课程。
因了这种种强硬的举措，1935年的广州城里到处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气息。这一切，都让胡适这位一直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深为忧虑。他决心要把一剂“新膏药”送给陈济棠这位头脑发热的旧军阀。
一到广州，胡适就感觉到在广州“卖膏药”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胡适在广州的活动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演讲两次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中山大学邹鲁校长早已发出布告，停课两天，让学生听胡适的演讲。青年会头天下午开始卖听讲券，一个下午就卖出了2000多张。
1月9日早晨，胡适踏上广州码头。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老朋友和一些闻讯而来的记者前往迎接。正在寒暄之时，一位老朋友托人送来一封信，要胡适立即拆看，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
胡适在新亚酒店住下后，翻了翻广州报纸，才知道8日下午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声讨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说公然反对广东读经政策的“罪行”。这时候，吴康也派人送了一信来，信上说：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可是，胡适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恰好陈达材先生问他要不要看看广州当局，他表示：“林云陔主席是旧交，我应该去看看他。”于是，陈达材陪同他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林云陔见面后向胡适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计划，又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说：“很好！”陈达材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陈司令本来今早要给出发剿匪的军队做训话，为了与胡适谈话特意推迟出发。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陈济棠出来了。他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滔滔不绝地解说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他说：“‘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他演说了足足半个多钟头。
胡适静听他说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很严厉地睁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似乎很生气，但也不能反驳胡适。他只能骂现存中国的教育，说“都是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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