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但在身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安排下，郭月仙还是和他成了婚。结婚当晚，李宗仁取“品德高洁”之意为郭月仙改名为德洁。郭德洁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李宗仁，在事业上也给了李宗仁很大的帮助。她主张妇女解放，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动广西妇女组织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堪称广西妇女运动的领袖。1949年，国民政府倒台，李宗仁携同郭德洁开始了旅居海外的生活。1965年7月20日，旅居海外十余载的李宗仁陪同夫人郭德洁排除了各种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所有人都在赞叹李宗仁落叶归根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在他回国的问题上郭德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个月前郭德洁在美国被确诊患上了晚期乳腺癌，只剩下了8个月的生命，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自己的遗体安葬回广西老家。一生钟爱郭德洁的李宗仁当然会满足爱妻的要求，时日无多，他决定不再犹豫回到了祖国。1966年3月，郭德洁在北京医院逝世，结束了她与李宗仁42年的婚姻关系。
75岁刚刚投入祖国的怀抱却又遭遇丧妻之痛，李宗仁一面感叹祖国的山河壮丽，一面又唏嘘身边无手可执。这件事在当时不但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为了国家统战部乃至周总理关心的问题。在组织的安排下，60多位女士的照片资料摆在了李宗仁的面前，但都被依然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李宗仁一一拒绝，又有谁能替代郭德洁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呢？造化弄人，当一个叫胡友松的女孩子的照片摆在他的面前时，偏偏这个浓眉大眼的女孩子让李宗仁产生了好感，由此李宗仁开始了他鲜为人知的第三次婚姻生活。胡友松是一代影后胡蝶的女儿，解放后她和养母搬到北京居住。1959年从医专毕业后胡友松就一直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又正好从事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她马上就被请到了李公馆与李宗仁共进晚餐。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李宗仁和胡友松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于胡友松。
当胡友松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头一炸，她要求考虑半个月。能够照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李宗仁已经77岁了，还有几年寿命尚不可知，如果成为他的妻子虽然生活上再也不用发愁，但将来的日子怎么办？胡友松陷入了深深的犹豫。李宗仁并没有给她那么多考虑的时间，刚刚四天他就把胡友松接到了公馆。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胡友松服从了。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李宗仁的公馆结了婚。鉴于当时的形势，他们的婚礼并没有大张旗鼓，只是请几位朋友吃了顿饭。
新婚伊始，胡友松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游玩，李宗仁对这位新娶的妻子呵护有加。胡友松不会游泳，他教她游泳；胡友松夜里容易醒，李宗仁就不穿拖鞋光着脚起夜……那段时光是最轻松的。但当他们的专列火车从北戴河驶入北京的时候，“红卫兵造反运动”也驶进了他们的生活。
社会上对胡友松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多数人以为她贪财，说李宗仁带回许多的美元钞票、金银财宝。另一些人认为李宗仁是原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回国后又娶了比自己小48岁的胡友松，这是反革命加走资派的罪行。虽然周总理明令禁止冲击李宗仁，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还是逮着机会冲进了李府。胡友松在楼上的屋里心跳得都快从嗓子眼里掉出来了却又不敢下楼，怕下楼反而因为她引起什么事情来。一个小时以后，楼梯响起来，李宗仁笑嘻嘻地上来了。胡友松说：哎哟，你还笑呢，我都快急死了！李宗仁答道：急什么呀，北大的学生挺好的，问了好多历史问题，挺满意地就走了。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周总理一知道这件事马上把他们转移到了301医院特护了一个月，回家后的李宗仁不被允许出门，终日无所事事、郁郁寡欢。而胡友松在这期间只能陪李宗仁下下棋、读读书，自己临摹李宗仁收藏的名人字画打发时间。
李宗仁的身体情况伴随着他情绪的低落很快恶化起来，他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他是最大的走资派，医院不可能给他什么精心的护理，胡友松只能凭借自己的医护本领照料李宗仁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李宗仁掉眼泪了，他说这一生就只掉过两次眼泪，一次是他妈妈死时，这一次是他觉得活的期限到了。1969年1月29日下午12时50分，李宗仁因病逝世。弥留之际他对胡友松说的最后的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一往情深真兄弟
1969年1月26日，是李宗仁回大陆以来最后的几天日子，他在病危之际，气喘吁吁，断断续续留下遗言，除了表达对祖国统一的愿望外，便是不忘把几瓶名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这几瓶酒颇有来历，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酒由外国进口，又由他带到美国，而后又带回国内，始终没有开封品尝。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其中两瓶，是抗战初期他坐镇徐州时，由一位与英国人交情很深的实业家杨树诚所赠。
杨树诚，就是创办安徽蚌埠宝兴面粉厂的“杨三”，他是一个贫农出身的企业家。他于1885年生在河北盐山县农村的一户佃农家庭。16岁到河南英福公司的焦作煤矿当学徒。后来，偶然在矿场拾到了英籍总矿师丢失的一盒矿机钻石，完好地交给总矿师后，他也被留在矿师身边学习勘探技术。1920年他独自在徐州建立了宝兴钻务处。后转向兴办宝兴面粉厂，1928年又选择蚌埠这个小麦集散地，建立宝兴第二面粉厂。为利用淮北的大豆资源，还筹建起植物油厂。他所创办的企业在皖北地区有龙头之称。
1927年初，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和西征军总指挥，一度率军驻扎徐州。当时杨树诚在徐州创办的宝兴面粉厂，已是当地最大的机制面粉加工厂。为订购驻军食用面粉及军马所用麸皮，一天，李宗仁在随从人员陪同下，来到宝兴面粉厂参观。杨为尽厂主之谊，予以盛情款待。两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彼此畅谈平生抱负，似有相识恨晚之感。他们都在壮年，一个投身军界，一个热心于实业；加上李宗仁又流露对开发中国矿业的兴趣，也正是杨的技术专长，于是两人结下“金兰之交”，成为换帖兄弟。因杨年长五岁，在家排行第三，李宗仁便称他为三哥。后北伐军开拔，两人暂时中断联系。至1931年初，李宗仁因蒋桂战争退回广西，开始积蓄力量经营两广时，特电邀杨树诚，带领宝兴面粉厂早年从事钻探的人员，前往南宁协助李进行了探矿，两人又有了再次交往。
抗日战争初期，杨树诚为了保住倾半生心血创办的宝兴面粉厂及植物油厂，计划把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西安附近的扶凤。由于南京沦陷，日军沿津浦线铁路大举进犯，李宗仁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驻节徐州，负责指挥津浦铁路的防御。李上任后，徐、蚌两地大军云集，为解决军粮民食，特意召见了杨树诚。李当时对杨推心置腹地谈道：“讲私谊咱们是兄弟，现在国难当头，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我希望三哥不要临危而退、举厂内迁。在徐、蚌两地，三哥开设的面粉厂首屈一指，五战区的军粮民食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三哥了。”杨听了这一席话，深明大义，当即表示：“我徐、蚌两地面粉厂一定全力以赴，日夜开工，供应面粉麸皮，兄弟和属下愿与五战区抗日将士共存亡。”同时，杨还应李宗仁要求，让徐州防空司令谭辅烈在宝兴面粉厂大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系统，担负空袭警报的任务。前后约五个月时间，宝兴面粉厂就地坚持生产，为军队提供面粉60余万袋。中国军队以宝兴面粉厂提供的这些军粮，在蚌埠与日军展开了闻名全国的“淮河阻击战”，并支援了台儿庄战役。
1946年，杨树诚年逾花甲，因历经磨难，身体及精力大不如前，于是辗转北平养病。当时，李宗仁在北平任行辕主任，便邀请他协助其高参刘仲华制定开采煤矿的计划，在此期间，杨树诚因蚌埠沦陷时期“捐款献机”而受指控为汉奸。杨在被传讯时申辩了被迫“捐款”的真相，后由李宗仁过问，北平行辕军事法庭最后审判，撤销了对杨树诚汉奸嫌疑案的指控。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李宗仁曾致电杨树诚，“期望仁兄早日南下”。杨当时筹划将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南京，因受当地面粉业阻止，又欲改迁常州附近的奔牛，由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这些计划均落空。新中国成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杨树诚去沪疗养。
沧桑巨变，故人又相逢。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当年在北平行辕为李宗仁高参的刘仲华，原系中共地下党员，后改任北京园林局局长，这时，他特致函杨树诚之子杨春曦，告诉他李宗仁归来的喜讯。杨春曦夫妇立即回信，由周总理直接转交李宗仁先生。1966年5月18日，李宗仁先生在程思远和尹冰彦的陪同下到上海参观，当天下午便约杨树诚一家在锦江饭店会面。因宋庆龄副主席闻讯拜访，会面改在5月20日上午，这天早上，李宗仁派专车接来了杨树诚及儿媳一家人到饭店，在九楼的特别套间会客厅里，李宗仁与杨树诚一见面便拥抱在一起，相互问候。李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兄弟之间有这次见面，真是世间奇闻。三哥年已八旬，身体这样硬朗，我感到很高兴。”杨树诚向他谈了自己在解放后继续从事早年的探矿，为淮北地区勘探发现了一些新矿区，了却了埋藏心中多年的意愿。李宗仁感慨地说：“我回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