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耽误已久的国外之行。
上海的中外商人均对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到沮丧。但那些了解蒋介石过去下野经历的人则感到放心——或者说对他的讲话表示怀疑，因为蒋介石的下野往往是以退为进。
接着，越来越多的皮影戏出笼了。
8月1日，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年初制定的军队减员措施。这次，那些主要的将军都没有出席会议，而正忙着别的事。这次会议决定，将常备军裁减到65个师，每个师的编制缩减为1．1万人。
辞职的习惯似乎能够传染，宋子文宣布，他筹不出钱来进行这次裁员，因而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这次不必要的会议开过不久，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中国。他立即起草并发出一封谴责蒋介石的电报，这封电报的措词之强硬、具体，是汪精卫以前类似的电报所没有的。
电报说蒋介石不仅任人唯亲，而且还把中国视为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此外，还指责他在“济南事件”中将中国的主权卖给日本人，并说现在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国贼”的时候了。
汪精卫的回国使蒋介石很伤脑筋。这个左派领导人与他的追随者被人们称为“改组派”，因为他们明确提出要重新改组国民党，使之重新带有左派的色彩。
冯玉祥及其朋友阎锡山（此人在冯蒋新发生的冲突中支持冯，与“改组派”举行了秘密谈判。接下来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插曲，蒋介石与冯玉祥两人互通一些词藻华丽的电报，讨论有关出洋之类令人愉快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出洋是件快乐的事。
阎锡山一度似乎也要与冯玉祥一同出国。蒋介石答应不触动冯玉祥的军队，并由中央向冯玉祥的军队发饷，而冯玉样本人还可得到20万美元的旅行费用。这些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
冯玉祥认为自己可以与汪精卫作笔交易，而汪精卫也认为冯玉祥可能会帮助自己达到驱逐蒋介石这一极为有限的目的。
从长远看，基督将军冯玉祥与蒋介石一样，也将变得不再对汪精卫有什么用处，但汪精卫在这时（1929年10月10日）仍鼓励冯玉祥向蒋介石再次提出挑战，这次，汪精卫使用了一种熟为人知的政治技巧（袁世凯也经常使用这种政治技巧），他召集自己的部下（一共27人）一起谴责蒋介石，并号召冯玉祥与阎锡山时伐蒋介石。
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阎锡山出人意料地保持了中立，而冯玉祥由于10万精锐部队倒戈，又连吃败仗，故在11月底，冯玉祥的部队被赶出了河南。
这时，东北发生的一次中苏冲突挽救了冯玉祥的命运，但这也只是暂时的（苏军在1929年11月17日进入东北，打垮了数月前占领中东铁路的中国部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军是由加伦将军指挥的，他在几年前曾担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接着，一场文字战又爆发了。北平的一条标语写道：“阎锡山是出笼的老虎。”
确实，阎锡山在1930年2月10日首先发难，他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介石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立即辞职。此后几周，蒋阎两人之间的长篇电报往来异乎寻常的频繁起来，正如蒋介石的文字秘书所说的那样，“他们好象要打一辈子电报似的”。
2月21日，汪精卫也卷了进来。他发了一封电报，谴责南京政府受贿、腐败、独裁。由于厌倦了这场文字游戏，阎锡山突然在自己控制的省区没收了南京政府的财产，解除了中央军的武装。两周后，也就是1930年4月初，他就任反蒋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为了便于指挥部队，冯玉祥担任了阎锡山的副手。
此后，他们进行了6个月的极其血腥的战斗。
如果国民党的官方统计数字可信的话，那么，阎锡山的部队伤亡了15万人，南京方面的部队阵亡3万人，伤6万人。
冯玉祥被迫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下台后又生活了18年，并在此期间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他偶尔也曾试图重返政治舞台。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一艘苏联客轮发生的火灾中神秘地死去。
至于阎锡山，蒋介石最后还是允许他回去统治山西，用谢里登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阀”。
最后，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对阎冯联盟以及对“改组派”的胜利归功于少帅张学良。
1930年夏，汪精卫在北平举行了一次国民党的“扩大全体会议”，阎锡山将军、冯玉祥将军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心怀不满的李宗仁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锡山同意领导一个由反蒋派组成的“国民政府”，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国民政府”。他于9月9日正式就职，这个新政府似乎是有意选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这么一个良辰吉日宣布成立的。正如他们对蒋介石所指出的那样，“九”这个字在中文里正好与“久”谐音。
少帅张学良似乎对这一象征意义不感兴趣，他在9月18日宣布支持南京政府，在此之前，“改组派”与南京方面都极力争取他的支持。张学良的部队从容地接管了北平，于是“改组派”的所谓“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这次干涉行动使得张学良成了华北无可争议的主人，而他当时年仅30岁。他控制的地盘现在由东北延伸到河北，蒋介石还任命他为中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身上的军阀习气仍很浓厚。
蒋介石现在又一次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0年10月10日，他发布了一个纲领，其中包括“根除共产主义”。重建财政、实施廉洁而有效的行政、发展经济及区域自治等五项任务。那些沮丧的北方反对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正式接受了这一纲领，并自动宣布下野。
9月中旬，蒋介石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在会上用讽刺的语调，不指名地攻击国民党内某些人腐败、堕落、滥用职权、贪赃在法，并说所有这些，使得一些新鲜血液流入了共产党的阵营。
他还承认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未具体说明），承认自己的一些观点对国家造成了损害。最后他说，现在召开国民大会修改《组织法》，制订一部永久宪法的时机已到。
如果蒋介石认为他现在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那他就错了。
他自己很快也认识到一点。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对蒋介石刚刚发表的长篇大论感到很是恼火。蒋介石想——或者是他说他想——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但这却是胡汉民不喜欢的。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应该保持对政府的绝对控制，在党内谴责滥用职权（正如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就已经走得够远的了。
1931年2月下旬，蒋胡两人在制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胡汉民威胁说要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务。他辞职的请求在当时遭到拒绝，但几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了他的辞职。
接着，蒋介石立即就将胡汉民软禁起来。
尽管胡汉民忧虑担心，但1931年5月5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的“国民大会”并没有扩大多少群众基础。参加大会的447名代表全都是国民党党员，或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党外人士。代表中大约有50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顾问、部长以及身居这种或那种要职的人，其中包括西藏的世俗领袖班禅喇嘛。
少帅张学良也是代表之一，蒋介石又向代表们发表了一篇夸夸其谈的演说，最后，代表们宣布接受孙中山的纲领。大会正式宣布中国进入“训政”时期。5月12日，大会通过了“临时宪法”。6月1日，“临时宪法”向全国公布。
尽管这时蒋介石的专权比原先显得更合法一些，但马上又有人出来向蒋介石的权威提出挑战。
各种反叛在广州及平汉轴心爆发。汪精卫在广州再次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令蒋介石惊愕的是，孙科与陈友仁也参加了这个政府。
7月31日，南昌有三个人埋伏在路边向蒋介石的汽车射击，但他们没能击中目标。这三个刺客被捕后供认说，他们是广东政府派来的。
正当中国明显处于分裂之中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向东北发起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此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歧。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涌现出两个杰出的人物：毛泽东和李立三（周恩来这时已经表现出他的机智和灵活性，正是这种机智和灵活性的结合，使他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与毛泽东和李立三不是同一个类型的领袖人物）。
当时，毛泽东尚未在全党确立起领导地位，他在俄国人那里也得不到承认，而李立三则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这次大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李立三与毛泽东一样也是湖南人，比毛泽东小7岁。他们两人曾在同一所师范学校上学，但双方的关系却不太融洽。李立三曾在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并于1919年进入里昂大学。后来，他在被里昂大学开除后去了莫斯科。他的这种经历使他在党内斗争中比毛泽东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由共产国际领导。
中共“六大”闭幕以后，党内争论的焦点是：中国革命究竟应该依靠城市工人（正如马列理论和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那样）还是依靠农民（毛泽东把他们视为“在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国里”真正的革命力量）。
尽管李立三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毫不怀疑列宁主义或斯大林及其政治局的正确性。他于1928年春离开莫斯科回国。
他一回到中国，就开始准备以城市为基础的起义。根据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这种起义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掌权。
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初，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被迫撤离井冈山根据地，转移到江西福建交界的一块更大的地盘里活动。毛泽东及其同事致力于发展他们控制下已经苏维埃化的地区，但李立三却指示毛泽东手下的红军去夺取武汉及其他大城市。
尽管毛泽东认为李立三是在瞎指挥，但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