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词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
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第二节 “脱胎换骨”的操作过程
一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
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近得了一二良友，知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仲淹）和韩（琦）（这样的名臣）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亦可学而至也，程、朱（这样的理学圣贤）亦可学而至也。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二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则以为人皆有佛性，通过自修，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圣人理想，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经典说，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缥缈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确实，儒家的“圣人状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后的“高峰体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而马斯洛也说，当一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时，也会体验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马斯洛给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间，而儒学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构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圣人理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圣人学说”也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心理武器。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儒家学说所设定的自我完善目标如此高远和超越，几乎不可操作。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
三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的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他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至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
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
四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这个方法当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理学家们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当时京师著名的理学家蒙古人倭仁就以日课认真严肃闻名。曾国藩曾这样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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