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像大军压境啊。
最后，张爱萍掏出他的左轮枪，往桌上一拍，说：“打起来，谁后退，我就枪毙谁！我后退，你们就枪毙我！”
军中无戏言。面对迫近的敌人，3师的将士们已经跃跃欲试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热身。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一个朋友寄来一张报纸，通栏标题赫然跃于纸上：“新四军战斗密令突现京城”。刊登的是一个收藏家从旧货市场获得一本失去封皮的日记，里面有18篇1942年至1943年的新四军战斗密令。部分密令后有“爱萍”落款。在日记第二页上写有“紧急指令（参字第001号）：据昨日获敌此次作战计划，……歼灭韩部（注：应是指国民党韩德勤部队）时对我佯动。……根据各种情况分析，敌对我盐阜扫荡是最严重的。……责成各团分别回报情况。爱萍”
同时还报道，在3月23日的“战字第七号命令”中，详细记载了新四军的作战计划，看得出，战前部署非常细致，仅侦察部分，就分攻击之敌、敌增援部队、可能的进军路线、日伪各据点的分布、通信联络的办法。在攻击器材准备中，甚至还有梯子、洋镐、十字镐、干草、柴火等。在3月24日的敌情通报中，详尽地描述了盐阜地区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大约有十余条信息。撰文者感叹地写道：“能让当代的人对我军当年如何奋战在抗日前线有直观而深刻的了解。”他说，“爱萍”所指何人待考证。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虽然没有机会看到这本日记，但直觉告诉我，那上面记载的就是他的故事，他在那里，真真切切地留在敌后战斗。不用考证，就是他，不会错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已经远去，父亲的记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碎片：
父亲说：“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就在三造等着敌人来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去上面汇报一下，我走了一天，到了天都黑了。他们已经吃过晚饭，都换上了便衣，自行车也都准备好了，说扫荡马上要开始了。我还没有吃饭，他们也等不及了，我只好连夜赶了回来。原想大家要分开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有什么交代的，也好商量一下。其实，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对敌人是以逸待劳，不怕的。但没想到他们会那样慌张，我看不起他们！”
回想起他在华中局会议上那样无法使人理解的愤怒，这会是埋藏在他心底更深层的原因吗？
……没有人和我说起过。
“打陈集外围时，我到了最前沿，是25团2营5连，不会有错的，团长王东保。我说，走，到最前面看看。隔着一条河，敌人的哨兵就在桥上站哨，我观察了很久，他老在转圈子，我对尖刀班的班长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家伙很有规律的，你们上去两个人，等他转过去，把他摸掉。那个班长干得很利落。紧接着5连就进去了，这是一次偷袭，很成功。”
“陈集是攻坚战，双方反复争夺，我们两次冲锋没有奏效，鬼子也两次反冲锋被我们打下去。我看这样打下去不行，上去想查看情况，重新选择突破口。刚从工事的射孔向外看，警卫员韩兆轩一把把我拽下来，紧接着一枪打过来，把身后的特务营营长打着了……”
“我判断是围得太紧了，放开了一个口子，鬼子就从这里突围了。哈，上当了，半路上截住他，打死了一些，剩下的十几个鬼子就跪下投降了。我一下就控制不住了，喊，鬼子完啦！鬼子完啦！把旁边的刘彬吓了一跳，问什么完了？我说，你没看见吗，鬼子缴枪了。当年我在鱼沟，也是把鬼子围住，打了一上午也没打进去，我想，这帮家伙够顽强的。他们现在居然也缴枪了，看来，鬼子长不了了。张天云把他们绑在村外的树上，我去看时，已经死了。李雪三说违背俘虏政策。我说，算了吧。这一仗缴获了好多的重机枪和轻机枪啊。”
“打下陈集我就叫部队撤出来，青纱帐已经起来了，正好隐蔽。果然，下午阜宁的鬼子就出来了，我爬到棵大树上用望远镜观察，见敌人在收尸，还组织哀悼仪式，好机会，我调来迫击炮乒零乓啷地乱放了一通，鬼子又留下好多尸体跑了，我们又回到陈集。”
“还抓了两个日本女俘虏，大家都没见过日本女人，传说日本女人漂亮，都争着跑来看。结果一看，哎呀，太丑了，实在难看，而且，一句话不说。后来把她们给送回去了。”
“这一仗，鬼子衰败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了。这是1943年春天，我想，我也许可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回忆真是挺愉快的，尤其是有像我这样忠实的听众。
盐阜区反扫荡并没有像父亲当初动员的那样，要做好孤军奋战两年的准备，仅仅两个月不到就取得了胜利。战史记载：
反扫荡一开始，3师师部在师长黄克诚率领下跳出了敌合围圈，8旅和7旅一个团在副师长张爱萍指挥下与敌周旋。敌人第一次合围扑空后，又梳篦拉网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我则分散游击，敌人再次扑空。
2月底，敌人集中兵力重点“清剿”，我则寻找敌之薄弱处，主动出击，先后袭击陈集、东沟等敌据点和阜宁县之敌，使敌顾此失彼，不得不收缩兵力。
3月中旬，敌人各路“清剿”部队开始撤退，我立即转入反击。敌如惊弓之鸟，豕突狼奔，正好被我伏击。接着，我全线展开反击，反“扫荡”胜利结束。
黄克诚欣喜若狂，对反扫荡和我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后，我军在副师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分散与集中的战法，寻机反击，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转入反攻后，连克敌伪据点30余处。盐阜士绅在慰军大会上说，将卒用命，神出鬼没，于此足知中国不会亡！连国民党都说，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新四军能保全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攻，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
抗战8年间，至少前6年，看不见胜利的曙光。残酷而持久的对日作战，就像漫漫的黑夜，渐渐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鬼子装备先进，每个小队都配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还配有掷弹筒；连进攻有山炮、野炮掩护；营团进攻就有坦克。可我们，一个连有一挺机枪就不得了了。战士们能用上“汉阳造”，就算是最好的装备了，而可怜的几发子弹，根本不敢随便用，打起仗来，多靠近距离肉搏。
父亲说：“攻坚我们不行，运动战也很困难，只能是游击战。现在可以是游击战加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配合一定的攻坚战了。没有大口径火炮，没有坦克，就谈不到攻坚，所以，我以后抓装备，陆军一定要重点发展坦克装甲，我们那时的牺牲有多大啊！”
“看见鬼子缴枪投降了，那种感觉就像在长久的黑暗中突然看见一盏灯。就是这一次，我相信，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父亲的预感是对的。一年后，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又过了一年，鬼子投降了。
妈妈四处飘零的艰难岁月，和海上遇险九死一生的遭遇，父亲是以后才知道的。妈妈回到部队后，给父亲洗衣服，看见他贴胸的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在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
“请捡到本子的朋友：
通知我的爱妻李幼兰。地址：宁波小港大琪头李善祥家；
通知我的父亲张体元。地址：四川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村。”
哦，地址写错了！我妈妈家当时确切的地址是镇海江南大赐贰Ｕ馐巧耐懈叮〉词且环馕薹ㄋ痛锏囊攀椤Ｋ娴氖敲挥型寺返摹Ｋ毡贝笃皆皇撬慕碧ǎ褪撬姆啬埂；毓耸だ比皇怯淇烨崴傻模健版倚ε罱猿晌恼隆薄�
但假如失败了呢？那一切都会是沉重的了。
他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了亲人的地址。对家乡的父老们来说，他们的子弟，牺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妈妈经常说：“吃梨子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分梨，应了分离的谐音。但我不这么认为，只有切开了才能见到核，所谓分梨（离）见真心，这有什么不好。”
这个本子妈妈一直保存着，父亲那一贯龙飞凤舞的字体，在这时变得异常工整。我想，他大概是怕捡到的人辨认不清楚吧。
关于3师在开辟华中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对3师作战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华中局一些同志的看法是，皖东、皖北、皖东北根据地之打开，3师主力未参加；郭村战役、两次黄桥战役，3师只在次要方面配合作战；曹甸战役、蒋坝战役，均未完成任务；保卫盐城作战，亦不能令人满意。产生这些的原因是由于3师负责干部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发生错误。很机械地保存主力并使之绝对化。不了解华中根据地是要顽强坚持，我们不能撤走与放弃的。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要加以纠正。黄认为曹甸战役与黄桥战役不同，不宜打。黄桥战役是自卫反击，曹甸顽军则已退守，不能算是有理；黄桥是运动歼敌，而曹甸是攻坚，不能算是有利；黄桥结束不到两个月，再打曹甸，不能算是有节。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刘、陈要打曹甸，要我们配合打车桥，进一步压韩德勤。黄不干，认为攻坚不值得，伤亡太大。黄直接给八路军总部彭德怀那里发电请示，引起刘、陈的不满，彭也不好干预，要黄还是听刘、陈的。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伤亡较大，从此，彼此就有不同意见了。”
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黄克诚狠抓根据地建设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难以抗击强大于我数倍之敌的。但在毗邻敌心脏地区，造成过大的声势，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敌我态势没有调整、战场建设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对敌占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