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留在岳州的马蛟麟一见这四位都跑了，一气之下，向博尔惠献城投降。
“小四镇”南逃的败兵碰上了正往岳州督战总督何腾蛟、监军章旷。
为了使自已失败的原因合情合理，让人同情而不是追责，他们编造了一个“巧妙”的谎言————岳州方向出现了大股大股的“货真价实”的满洲八旗。
几百张嘴同时撒谎会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变假为真。
在这一“情报”的基础上，何章两人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迅速返回长沙，以保可爱的巢穴不被“非法侵占”。
他俩在撤退时，竟然毫无“军事道德”，没有把这重要战报向正在荆州鏖战的堵巡抚通报。
而此时的荆州城，却仍然久攻不下。
为加速战争进程，推官赵振芳建议，改进攻城方法，采用一种全新的攻城模式————扒开荆江大堤，水淹此城。
长江从荆州流过的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在这块“楚地阔天边，苍茫万顷连”的大平原上，形成了“九曲回肠”婉蜒性河道。
一旦上游来水过量，江水就会冲出河道，淹灭荆州。因此，人们常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为防止荆江水患，荆州人1600年前的东晋时代就开始筑荆江大堤防水。但因为长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大量沉积，结果很容易形成江水高于江堤，造成溃口的情况。
而一旦溃口，整个荆州城就“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当地民谣也曾唱到：“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而在公元1998年的长江抗洪抢险期间，政府就动员了上百万人上荆江大堤昼夜巡查、严防死守、确保安全，由此可见大堤的脆弱性。
利用“人为毁堤”的办法，自然可以迅速拿下荆州。
但堵巡抚叹息道：“这确实是好计，然而我为朝廷恢复疆土，打着救民于水火的旗号而来，如今引水灌城，城必可下，但却害苦了百姓，还叫什么义师，我又于心何忍？况且东面有何总督阻截清军，现在荆州城内守军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只要我们坚持最后的5分钟，必能拿下此城。”
但勒克德浑却比堵巡抚的消息灵通，在得知岳州不战而得后，就命博尔惠统领的偏师也向自已靠拢，以便两路夹击忠贞营。
二月初三早晨，勒克德浑率轻骑兵抵达荆州城下。这时，老天爷也跑来“助纣为虐”，降下大雾，掩护清军的这次行动。
大雾中，忠贞营根本没有预料到背后的敌人。猝不及防之中，被打得四散而逃，并把一千多只“兵船”也丢给了清军。
荆州终于解围，郑四维这个“顺奸”又幸运地被阎王爷“遣返”。
得胜后的清军发扬了“下定决心，不怕疲劳，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继续追击忠贞营于安远、南漳、襄阳等地。
忠贞营在撤退中，兵员、辎重损失惨重，被迫退入三峡的山区“舔伤口”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忠贞营的“名誉主席”——李自成的三弟李孜，以及田见秀、张鼐、李友、吴汝义在彝陵口带领手下五千多人向清军投降。
但多尔衮秉着“非我阶级，其心必异。”的心理，在一个多月后，以“反复难测”对他们作了有罪推断，下令将这些人及其部下统统杀光。
堵巡抚也在撤退途中坠马折臂，在途经新化驿时他感于时事不济、成败难料，呕血不止，愤怒之下，创作了这样一首诗——“不眠灯火暗孤村，风雨萧萧杂夜魂。鬼定有知号汉关，家于何处吊荒原？三更鸟化千年血，万里人悲一豆恩。南望诸陵迷野渡，钟山肠断可憐猿。”
此时的堵巡抚，眼看中兴大计化为泡影，情绪转入低迷期，诗为心声，所以，诗中既表达了对南明内部虚弱无能的忧虑，也夹杂了着自已对前途的迷茫。
湖广战场就暂时讲到这里，堵巡抚，别灰心，历史老人是不会一棒子把人打死的，这次失败了，振作振作，总结总结，还会有翻本的机会！
第二十章 两朝败亡
鲁监国的失败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东线的渐闽战场上来！
在1645年8月到12月这四个月里，东线战场的形势是不利于清，而利于明。
清军面临的局面是：正牌兵少、杂牌兵多、要应付事还不少。
这是因为，多尔衮把多铎、阿济格统领的大部分满蒙汉八旗军都调回北方“避暑”去了，南京只留了不到一万人的满八旗部队。
而大量的南明降兵，还要去南方各地镇压此伏此起的群众性“护发”暴动。
这种“到处有反抗，到处有镇压”的局面，对多尔衮来说，既无所谓，也不想改变。
因为他觉得：打死降兵除内患，打死义军除外患，反正自己两不吃亏。
但他打的“小算盘”却为隆武朝及鲁监国的创建提供了机会。
而现在明军面临的局面是：地盘还不算小、民众也比较配合、兵也不少。
南明仍还有南方大约200多万平万公里的土地，而全国汉族民众对剃发令的不满和反抗，无形之中提升了南明的人气指数。
同时，军队数量上，弘光朝不愿作降军的溃兵、南方各省的驻军、各地的“义军”，加起来也大约有七八十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清前线的鲁监国，就跃跃欲试地筹备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645年8月，鲁监国在没有做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就指挥近二十万军队，急匆匆地渡过钱塘江，向杭州城发动试探性地进攻。
鲁监国这样做，的确有其难言的苦衷。
因为自已落后半拍，搞得除了浙东，南明其它的地方，都把他当成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小三”。
为了能及时让自已“扶正”，鲁监国决定仗着自已的地利优势，先就近拿下杭州，然后直捣故都南京，跑到老祖宗朱元璋的墓前嚎几嗓子，在政治上渡渡金后，再和隆武朝的“朱大叔”叫板！
但真是打无准备之仗就等于送死，这次进攻中，明军只模了模杭州城的砖头，便被清军狠“扁”了一顿后赶了回来。
“失败是成功之母”，进攻失利的鲁监国跑回绍兴后，又攒钱又筹粮又招兵地猛干了三个月，准备再接再利地渡过钱塘江，二攻杭州城。
为保证群龙有首，鲁监国拷贝了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的模式，也用石头搭了一个台子，煞有其事地拜方国安为三军总司令。
在进攻前夕的12月19日，鲁监国还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一阵“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喊过后，还给每个参战士兵发了两钱的“买命银”。
12月24日，战斗在杭州城下打响，但此时的杭州城，已经比八月份更坚固、更严密，明军打了几次，都劳而无功。
见明军表现如此“疲软”，守城的清军兵分三路，主动出城迎战，结果明军残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更多，有四十八人。
这次失败让鲁监国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只能隔“江”兴叹！
但历史是不会慷慨地腾出大把时间让“弱者慢慢变强”的。
1646年2月19日，在湖广战场收拾了忠贞营及何腾蛟的杂牌军后，多尔衮已自信——“西线无战事”，就又把阴郁的目光投向了东线的浙闽战场上。
多尔衮对东线战场如此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需要拔掉浙闽鲁监国、隆武两面抗清大旗，而且还因为浙闽是重要的产粮省份，打下这两个省就意味着不尽粮食滚滚来。
多尔衮决定实施自消灭弘光朝以来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他再次大胆启用了“皇三代（努尔哈赤之孙、多尔衮之侄）”中的一个杰出将领——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图赖为副手，让他们领着己休整过半年的满汉八旗，沿运河南下，直抵南京。
到达南京后，博洛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做了职务交接，勒克德浑同志带本部人马回京“度假”，博洛开始继续与南明对阵干仗。
为确保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人多力量大”，博洛连连签发调兵令，征调李成栋、曹存性、范绍祖等南明降将降兵中的“精英人士”约二万多人，陪同他一块儿南征。
这次军事行动中，博洛负责进攻的目标是浙闽。同时，他还命南明降将，现江西军区司令（提督）金声恒负责进攻江西，以作牵制。
5月15日，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开始为武装泅渡钱塘江作物质准备。
这时，老天爷又跑过来“助纣为虐”了。
因为这年浙江久旱无雨，钱塘江水量比往年同期下降了二分之一，以致于清军在江边训练时，发现当地人在江中心冼澡，水的深度也仅能没过人的胸部。
清军迅速将这一“水文信息”层层上报，博洛马上在夜间组织人员进行了“试渡”，结果发现人借助战马就可顺利过江。
博洛偷偷乐了一阵后，出台新的军事进攻计划如下：
5月25日，大清兵将兵分两路，一路由精锐的马步兵组成，充当主力，自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半吊子的水军陆战队”组成，充当副手，自鳖子门沿海而进，从侧翼打击部署在钱塘江的明军。
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了的现象，往往就会造成人认识上的“盲区”。
明军总司令方国安，就存在这样的“盲区”。
在他的习惯性思维中，“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钱塘江是清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但在5月25日夜，这让他付出了足以悔恨终生的代价！
清军主力在一夜之间，于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走”过了钱塘江，直扑明军的南岸阵地。
配合主力作战的“水军陆战队”也从侧翼对明军发动了攻击。
明军的钱塘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各路明军纷纷放弃阵地，向绍兴方向紧急撤退。
此防线一失，杭州到绍兴已经无险可守，清军亮闪闪的马刀，已经冷嗖嗖地向鲁监国的国都劈来。
鲁监国既不学崇祯，做“国君死社稷”那种呆头呆脑的事；也不学弘光，做“孤身出逃”那种傻头傻脑的事。
非常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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