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攻占了南京的大部分城区后，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日本侵略者屈服与投降。
在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情报部门提交的关于《南京防御作战我军重大失误》。
我知道南京的失守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虽然我是名义上的总指挥负责指挥四大战区，但是实际上！我能调动的和服从调动的兵力非常有限。
在南京外线的中国军队虽然多达29个师，但是他们装备极其落后，他们凭借的是满腔的爱国热忱，他们手中那落后的武器，和那少的可怜的弹药，即使他们拼尽了全力，依然距离南京遥遥无期。
勉强拼凑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既缺后勤支持，又没有充裕的作战兵力，面对日军的绝对优势攻击，仍然尽全力死守反击。
在紫金山、雨花台、汤山与中山陵一带的奋勇作战，使得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
不过这种武器与工事都不足的死守作战，只能激怒志在必得的日军、迟滞日军攻击得手的时间而已。
唐生智既不准守军主动出击，又没有纵深阵地的部署，更没有掌握预备队以进行逆袭作战，只让部队死守阵地，而寻求壮烈的牺牲。
激烈的战事进行到十二日，劣势的守军阵地就多处遭日军突破，由于没有预备队的逆袭支持，阵地出现了混乱残破的现象，大量的伤患根本无人后送医疗，通讯与后勤系统更是乱成一团。
这时候蒋介石也知道南京的防卫作战已经非常的危急，于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先通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电话命令唐生智从南京撤退，接着蒋介石还不放心，亲自连下两道手令，要求唐生智相机率军撤出南京，以免守军全遭覆灭。
但是原本表态要决心死守的唐生智，在接到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重大撤退命令之后，却没有即时地进行撤军参谋作业，一直拖到十二日下午五时，才匆促召开卫戍军事会议，军情被延误了超过二十四小时。
虽然郑栋国非正常的接替了唐生智，阻止了部队继续混乱，但是郑栋国是按照我第100集团军群主力南下全歼日军于南京城下的战略布置防御南京的，后来的唐自强也是贯彻了这是战略要点组织防御的。
而我的战略构想没有成功的实施，在想撤退南京的守军已经来不及了，日军已经渡江四面包围南京城了。
我的这个重大的错误，是造成南京的撤退行动出现严重混乱的主因之一。
在最后一次临时的卫戍军事首长会议中，有些部队的指挥官，因战事未能出席会议，唐自强宣布奉命撤退，真是令大部分的将领都感到事出突然，在仓促的状况之下，根本难以掌握局面与行动的变化。
其实撤退的参谋作业要比进攻更为精细，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因此唐自强下令撤军之时，南京城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除了第300师的一个整状团在防御下关渡口，其余的部队全部分散在城内无法联系。
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卫戍司令部无法掌握与各个部队继续的通讯，结果造成了南京守军陷入撤退的混乱之中。
在宣布撤退命令之后，司令部的守军匆促与草率地破坏南京城内主要的建筑物，但是由于根本缺乏完整的计划，除了全国最大的金陵兵工厂外，其余的建筑物也在后来的激战中变成了瓦砾。
1月22日入夜之后，南京城内火光冲天、浓烟密布，这时候已经流言四起，南京就已经出现撤退前人心涣散的乱象。
部分军队的高级军官的意志已经动摇，并没有监督设备的破坏与管制部队的撤退，就慌忙逃往下关渡江。
虽然事后证实日军只是小股部队，很快被歼灭了！但是影响是非常之坏的。
守卫南京的部队在主帅提前失去联系的状况下，只有各自为政，有些部队还不知道已经下令撤退，有些部队则出现溃散的情况，这是撤退时最大的禁忌，没有统一、完整的计划与步骤，会造成部队退却的全面失控
。因此除了六六军（军长叶肇）仍在保持掌控下，突围而走之外，大部分的守军与逃难的人民，开始大量盲目地涌向下关。
但是先前大部分的渡江船只已被集中管理，因此江边涌到了太多撤退的部队，渡江的船只当然严重不足，造成现场是一团混乱，在日军的追击炸射之下，中国部队自相践踏而死伤狼藉。
报告看到这里我慢慢的合上了报告，我没有信心在继续看下去了，我知道此时南京城内的巷战还在进行，但是过了今夜明天会如何那？在我接手的一个月来的时间里，最少有15个师的番号彻底消失了。
这些部队都是战至最后一枪一弹，惨烈程度令全世界震惊！
信誓单单出兵解围的我，成了最大的骗子，中国士兵们满怀希望的在抗击着优势的侵略者，中国士兵们知道，武龙将军是不会食言的，武龙将军是抗日名将，只要有他，南京就不会失守。
我清楚的了解蒋介石坚持防守南京的主张，原来也是政略的考虑优于作战的考量。
唐生智已在蒋介石身边多年，参与诸多重要的军政决策，而临危出任没有人愿意接的重任，当然是由其个人的勇气与决心。
但是唐生智过度强调“牺牲殉国”的作战指导原则，根本就不符合国家之持久抗日的战略指导原则，也不符合当时战场作战的需要。
抗日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设法在激烈的抵抗中，仍要保全战力，以达到维持长期作战的目标。
唐生智叫疲弱的国军部队，在临时的防御工事内，采取极为僵化与呆板的死守，即不准主动出击以扰乱日军的攻势部署，又没有掌控预备队进行防御决战，兵力原本已经不足，防守的正面又太广，当然容易让日军攻破防线。
唐生智这种没有战略考量的战场部署，实在是军事才能极差的表现。而部队撤退没有事先详细的安排，全城撤退与破坏重要设施的规划又不周密，更显出他军事指挥能力不足的问题。
南京的背水阵式，并非完全不宜防守，只要兵精粮足，是可以一战的，当年太平天国就苦守南京达五年之久。
而在淞沪会战之后，残破的中国军队极待整补，因此很难再打出精采的保卫战。
唐生智肯临危受命，固然是心志可嘉，但是其能力与体力都不足以担当这个责任，虽然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是要以失败收场的，不过唐生智过于偏重“殉城”的战法，没有想到适当保持全军的战力才是中国抗日战略的根本指导原则。
当时南京的防卫计划，应该先有灵活的部署，提前以小部队出击，让日军过早展开攻击阵式，以减轻攻击集中的力道，然后部署纵深防卫的部队，更要有足够的预备队可以进行逆袭。
特别是对于撤退的方式与路线，以及必须破坏的重要建筑与装备，都要事先详细规划，这样南京保卫战就不致于落到最后慌乱失控的地步。
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
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的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侵略者屈服与投降。
虽然首都被日军攻占了，但是中国仍然决定继续作战下去，日军内部则必须立刻面对下一步要如何走的事实，最后日本还是一步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
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对我和第100集团军群的将领们而言，我们损失了第300师和全部空中力量的2/5！我深刻的意识到了，即使装备多么现代化的军队，缺乏好的战略协调，战术使用配合，第300师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因为战争撤退到西北的军工等行业已经恢复生产了，在高级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正在调整生产品种。
有了美国秘密的商业帝国的支撑，甘肃的经济逐渐走上了轨道！
而我作为数个战区的司令官，对南京战役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我自动请辞了四大战区指挥官，蒋为了安抚我，给我保留了第九战区司令官的职务。
就在我满心欢喜组建第九战区嫡系部队的时候，日军的兵锋又一次指向了徐州。
正文 第九十一章 第二次徐州战役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从黄海进入中原地区的孔道。
1939年时候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大运河也在附近穿过。
之前，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建议之下，给我发报要求在附近构筑国防工事，但是在中日全面的大战之后，日本军部介于第一次徐州战役日军伤亡惨重，正在却犹豫着，是否要进攻徐州。
日本军部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华北的各个重镇之后，国内正在面临新的政治动荡，日本也在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会接受日本的投降要求，时间对中国的恢复战力极其重要，而日军却因非非之想而坐失良机。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军部还没有计划进攻徐州的具体计画，并不是日本认为徐州的战略地位不够重要，而是日军大本营当时还不想陷入中国宽阔战略空间的泥淖中。
可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却有强烈进一步深入中国作战的企图心，希望军部能够批准它全力出击的愿望。
华北方面军的希望是，最好是大本营能增加其兵力，让它能出动大军，沿平汉线从北而南一直攻到武汉，以切断中国东西两部的联系。
否则至少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以联络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占领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