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实在无法想象中国军队是如此地顽强，只有急派第十师团加入战斗，但是仍然无法突破华军的富金山阵地。
连日本的报纸都奇怪，究竟镇守这个阵地的中国军队是何方神圣，日军两个师团合力围攻，都无法打开战局。
日军死伤累累，造成全军需要大量的补充兵员，才能继续地发动作战。
最后中国军队终于退出阵地，因为中国军队仍是血肉之躯，在日军持续猛攻下，弹药枪炮也都有用完的时刻。
但是华军富金山阵地之战，却给孙连仲调度兵马迎战，争取到准备的时间，日军在攻占华军富金山阵地之后，同样的分兵两路，北路进攻固始、潢川、罗山，南路进攻商城与沙窝。
日军仍是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作战是如此英勇，日军每攻一处阵地，都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其中以宋希濂部坚守固始、张自忠部血战潢川，孙震部力战罗山，都令日军受到很大的损失。
不过由于中国军队在此区的兵力究竟是最弱的，同时作战的战线也最短，因此日军第二军，终于朝切断平汉铁路的作战目标接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空军，又在此一阶段的战役中，有着不少杰出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支持的飞机与志愿队到达，虽然在数量与质量上，中国空军仍然处于极大的劣势（当时苏联的E型战机功能，远低于日军的零式战机）。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战志极高，因此还能屡次对日军发动攻击，沿长江炸毁几十艘以上的军舰，击落数百架的日本飞机，其中单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日皇生日的当天，武汉上空爆发空前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一举击落日机二十九架，自己只损失了五架。
因此武汉地区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中日空军在上空决战的镜头，全球的新闻媒体，也为中国空军以寡击众的表现而喝彩。
苏联援华的“正义之剑“飞行志愿军，在中国的领空上，总共也有近百人的牺牲，这算是苏联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
另外苏联也先后卖给中国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可以说是苏联利用中国军民的生命，拖住日军的“回报“。
至于苏联原本有意出兵与日军作战的口头成诺，在立法院长孙科两次亲访莫斯科之后，仍然是毫无下文。
斯大林是何等的精明，他要的是中国拖住日本，而不是要支持中国以击败日本。
斯大林要日本战力弱化到无法与苏联一战，他更要利用中国因战争而残破不堪的时机，继续地侵略中国。
不过居于优势的日军，终于步步进逼到武汉决战的外围阵地，原本陈诚在武汉四周，投入相当的兵力，一直在赶工，准备建筑相当复杂的防御工事，若是有足够的兵力与战力投入，应该可以进行一场激烈的都市保卫战。
但是由于华军已在武汉外围的战斗被过度地消耗，因此没有有效的力量防卫武汉（否则又要重演以急需整补的残兵防卫南京的故事）。
蒋介石这次并不坚持要力守武汉。
加上日军在几天前，在广东登陆，切断了中国主要的战略物资进口基地，武汉无法继续成为战略物资进口的转运中心，战略地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由于在北路的日军，在十月十二日顺利的进占信阳，而守军胡宗南部溃败，向西退向南阳，而没有向南的武汉方向退守，造成武汉北方的防线出现兵力的空虚，这时日本第二军既然切断了平汉铁路，日军若是迅速地向南旋转，可以沿着平汉铁路南下发动攻击，对武汉华军的北方防线，形成了明显的侧后威胁。
这时，在武汉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也感到武汉面临日军攻占与包围的危机，在陈诚等人的极力建议之下，蒋介石同意，在华军兵力已经面临耗竭的状况下，不宜在武汉本身进行决战，以避免防守武汉的华军遭到日军的围歼攻击。
而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日本第二军已经攻到武汉北方的消息，简直比李宗仁还要震。
，因为冈村宁次一直将主力放在围歼长江南岸的华军，而与华军发生激烈的缠斗，死伤惨重，所有进军武汉的攻势受阻，现在在眼见北路的第二军，已经攻占信阳，可以快速沿着铁路南下汉口，很可能会比第十一军先攻占武汉。
此时，冈村宁次为了自己能够赢得首先攻占武汉的历史威名，就顾不得从南方包抄武汉的作战计划了，他立刻调整第十一军的作战方针，不再以主力对武汉南部进行迂回攻击，以截断中国军队退却的路线，而直接由长江北岸直扑武汉。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也希望是由自己的嫡系部队攻占武汉，因此冈村命令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立刻兼程急进、进攻武汉空城。
这次田俊六当然是严令第六师团，必须完全遵守军纪，不能在武汉重演南京的烧杀掳掠。为了要争功，冈村宁次要自己统帅第十一军部队，抢先拿下武汉，而没有对中国军队，进行分进合击的长距离包围作战，结果使得防守武汉周围阵地的中国军队，得以顺利地由平汉、粤汉铁路以东地区撤出。
在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同日，台湾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心脏武汉三镇。
但是日军并未照原计划形成包围作战、切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因此中国军队主力仍然可以保持完整建制退出武汉地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溃散的局面。
同时这次中国军队撤退之时，对于武汉的重工业与军火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才不至于将在武汉的建设大量地“资敌“。
此时由于日本自己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中国势将屈服，因为日军估计，日本攻占武汉与广东之后，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国防工业生产、百分之八十的关税与盐税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粮食生产，都被日军接收，无论怎样计算，国民政府都不会再有力量，能够继续抵抗日军了。
就是在这个“合理“的推测之下，日本的全国上下，都一致认为，日军一旦攻克武汉，中国的最后抵抗力量，势将瓦解，“支那“失败与投降，将是必然的结论，日本终于可以等待中国屈辱地投降。
所以日本政府与人民，在攻占武汉后，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下令台湾全岛鸣放汽笛庆祝，许多台湾人民更是伤心地认为，中国在武汉会战的失败，将使他们永无脱离日本统治的一天。
因此日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日本各个地区，人民出现前所未有的慷慨捐输与踊跃从军之热潮，连慰安妇的组织，都名额爆满；单是寄往战争英雄冈村宁次的情书，就多达十几万份。
因为日本政府人民“肯定“地认为，日军既然攻克武汉，同时封锁了中国对外主要的交通路线，国民政府被迫迁到西南边陲地区，已经不复再有中央政府的版图与实力了，加上中国没有工业生产、又无法输入武器与军火，如何还能够与日军继续地对抗下去呢？所以中国除了向日本投降之外，已无其它的选择。
为此，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边区地方政权，日本将与有意求和的中国政治势力，完成中、日、满亲善的和平条约。
日本政府与人民，就等着中国的使节，再度屈辱地出现在日本境内，诚惶诚恐地任日本予取予求，这种发自日本千年对中国自卑情结的内心情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忘情与兴奋的历史高峰。
这是二千六百年以来，日本历史上无法想象的伟大时刻。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并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二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
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摧毁与切断，使得中国将要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此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
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华军自从武汉撤退之后，有计划地将大量军队，留在武汉以东地带，继续进行游击作战，这就造成在武汉日军的后方极大之战略威胁。
日军在武汉成为孤军深入的态势，要部署大量的兵力，来维护日军漫长的补给线，从此中日之间的作战，日军只能控制主要据点与交通联络线，最多再加上一些重兵把守的带状地区而已。
在日本上下热烈庆祝日军攻占武汉之时，大本营却陷入了完全无力感的状态，因为到了这时候，日军大本营才开始明白，自己已经掉入了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
日本难以片面与迅速地结束中国事变，日本所有的国力与战力，就要这样逐渐消耗在中国战场之中，进不得、也退不得。最糟的是，日本还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个错误，所有日本为了寻求支持战争的资源，终于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我非常容易的看出，虽然日军发动武汉会战，在战场的作战上，大体仍然表现优异，但是日军在战略上，却仍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日军始终低估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志，因此没有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以围歼华军的野战军作为日本作战的主要目标。
事实上，若是日军能够将原先准备攻略广东的二十三军，也调到武汉会战中，这支部队或是沿大别山快速进攻华军阵地，提早切断平汉线，由北向南包抄武汉！
或是先进攻南昌，再穿过萍乡进攻湖南长沙，包围武汉南方，都会对华军造成更为震撼性的打击，并达成围歼华军野战军的作战目标。
当然陈诚若是能够把镇守武汉，一直在拼命赶做防御工事的四个军兵力（这些工事，最后根本就一点功用都没有发挥），大胆调出交给薛岳灵活运用，也许华军能够在江西北部成功围歼日军的整个师团。
或是给白崇禧使用，也可能给日军一度困在江北的第六师团更大之打击。
当然若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