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爸爸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爸爸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爸爸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大约同样的时间，周恩来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爸爸对即将到来的“文革”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仍然以他老一套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爸爸做完了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离开上海之前，对毛泽东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神情开朗地嘱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泽东情真意切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爸爸说至少到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是晴空万里。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爸爸。听说爸爸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爸爸像往常一样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爸爸身体怎么样。爸爸说，还好，只是最近闹牙痛。林彪说，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妈妈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爸爸：“今天谈得如何？”爸爸说：“谈得不错。”妈妈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爸爸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是11月27日，离召开整爸爸的上海会议，仅仅十天。
我刚才已经说过，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想到了林彪陷害他，他也绝不信。毛泽东会动摇对他的信任，他更不信。这个变化在他离开毛泽东的第四天，即11月30日的五个小时之内由叶群出马完成。但是这样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②，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这封信甚至对爸爸连名字都没有提起，但林彪让叶群带给毛泽东的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爸爸的材料。
在1965年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在部队一些单位建立了联络员，即选择了一些人，使他们可以越过一切机构直接同林彪和叶群联系。林彪和叶群为整倒爸爸与他们个别交底谈心。有时叶群为了表示对某人的信任，在爸爸来到他们家里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让这个人藏在另一屋子内偷听。这些人中有些听完林彪叶群的交底后没有行动，但也有一些人对林彪表示效忠，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党内屡见不鲜，事实早就证明，在党内斗争中使用这种手法是有效果和有利益的。
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李作鹏写的。有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他主动写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这使得他在林彪叶群倒台以后颇有一点被动。如果篇幅允许，我在事情进行到那时，也许还会写一点他的故事。
关于叶群带着这封信，到毛泽东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由于林彪和叶群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口对口的告状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我原以为，这会永远成为一个谜。但历史的机缘有时非常神妙。1996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作为当年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警卫的领导，是这一事件的准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竟然有整整一节叫做“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活画出当年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爸爸时，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读：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1953年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经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
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只有最后一段中这个判断，我想我妈妈大概不会同意张耀祠。因为她说过，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罗瑞卿是个坏人，会反党，反毛主席……
对于毛泽东下定决心整罗瑞卿，是否是因为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谗言这回事，我同意妈妈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里正在涌动着一个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一个砝码。为了革命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为什么罗瑞卿就不可以？
关于这一点，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这本书里也有一段不可不读的文字。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66年6月，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回到他家乡，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滴水洞别墅中住了十天。张耀祠认为，毛泽东就是在这十天中最后下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