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或者洗脸上厕所之类的事情误了车。一火车成百上千的知青，实际上还都是孩子呐。
到西安换慢车，到铜川换汽车。景色越来越荒凉。卡车到延安时我们又激动了一下，因为延安的宝塔山太像照片上的了，我们就很误会地产生了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在延安，我们被以学校为单位地分到各个县。去安塞和志丹的继续向北，去延长、延川的向东，去富县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记得好像没有向西去的人。大家虽然并不都认识，但是一道从北京出来，现在要分手也不免凄凉了一番。我们这些向东的人都乘敞篷卡车。数九寒天的，也没觉得太冷。总之一直到了公社，我们这群人还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说到了公社先开的欢迎会，我不记得，只记得吃饭，大米粥、咸菜和猪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见的饭菜，很对我们的胃口。没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几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吃饭阵。
饭吃了一半，各生产队来接学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队干部，大多是一些后生和女子。当地方言，把未婚的青年男女称后生和女子。结了婚的就是汉和婆姨。上了年纪就是老汉、老婆。对年轻人不分男女都可以称为“娃”。比如后来我们就被统称为“学生娃”。而更小的孩子准确的叫法是“娃娃”。如果年轻人被人叫做“娃娃”，那就要小心了，因是被嘲讽为黄口小儿的意思。
冷不丁地，这些人闯进了我们的饭阵，闹闹嚷嚷地寻自家的学生。只看到一张张红扑扑急煎煎的面孔，我们也乐了。语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们就把手里的包子、大米粥递给他们吃。他们很不好意思，我看见许多年轻人羞红了脸。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这些衣食并不富足的人，对于吃饭有比我们更庄重的习惯。他们把无缘故接受别人的食物视为尴尬的事情。公社食堂的管理员急得用马勺“咣咣”地敲着他的大锅，以示对我们慷慨的愤怒。但我们却真正活跃起来。
一会儿，各生产队的人像约好了似的吆喝起来。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吆喝牲口，后来才听清楚是在喊我们：“相跟上，回啊。”
队里给我们准备了毛驴车，但那几头毛驴太瘦弱了，我们只把行李搁在车上，人都走着。也是这几天实在是坐腻了各种车，想走走。
从公社到村里15里川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势，蜿蜒曲折。刚刚下过一场雪。延河已经结了冰，地势迭宕之处，碎裂的冰层下可以听见流水淙淙。空气洁净而透明，天空高远，红日当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样，蓝天、冰河、白雪、黄土山，样样真切分明。
我们和后生女子们谈得火热。毛毛很有点语言才能，已经使用刚刚学到的陕北话和他们交谈了。如“夜天”（昨天），“甚”（什么），“咋”（怎么），“会（读‘害’）下会不下，’（懂不懂）之类。要在北京，这种高声叫喊早会吵乱了一条街。可在这儿，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门儿，可就是不大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声音都被周围的黄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觉真怪极了。拐过一个山旮旯，有个叫“花”的女子大吼一声：“看！咱村，杨家湾！”那声音才叫铿锵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记我就是这样写的。现在回想起那一眼，还是得用这句话。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先还跟我们走着的后生女子们几蹦就回到了人堆里，向我们指指点点着，想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锣鼓唢呐响了，放鞭炮，呼口号。我注意到几个赶车的后生拉紧了他们的牲口。后生、汉子多是穿黑布棉袄，婆姨女子们穿得花，且各拥在道路一边。所以我们像进了布店，一边是黑布柜台，一边是花布柜台。好几个干头净脸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柜台那边的男人们也一个个浓眉大眼，皮肤黧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惫、蹩屈竟然一扫而光。知青中不知谁冲动地说：“可到了家了。”
后来我们接到远在东北插队的弟弟的来信，说他们进村的时候因锣鼓鞭炮齐鸣，惊了牲口，胶皮轱辘大车轧死了一个老乡。于是知青到的第二天村里就办丧事。我又想起了那天在村口紧紧拉住毛驴车的男人，凭空增加了许多对他们的好感。谁愿意在到“家”的第一天就让家里死人呢？
进村后第一件事是分灶。杨家湾生产大队一共三个小队。杨家湾一队、二队与盖头坪队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几个学生依这三个队分成三个灶。“灶”当然是伙食单位，一个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饭的。用这种方式来划分我们这些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使我们有些不以为然，但我们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吃饭是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提起“一个灶上的”在大多数插过队的人来说还是一种简练而强烈的感情标记。
我们灶上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五男四女。以性别区分为两个窑洞住。男生表示骑士风度，认为女性爱清洁，就把自己住的窑洞充作灶房，我们这边连炕的锅里只管烧些温热水就行了，这样不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许多油腻。不过，一边男生宿舍兼灶房，一边女生宿舍兼锅炉房，错落出入，天长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风流年纪，不免就有了一些罗曼史。不过，这是后话。
没多久，要过新年了。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听说我们要过年，老乡们一律是两句话：这算个甚年？过年吃什么？这十个字言简意赅地观照了过年的“名”和“实”。对他们来说，新历的两年交替对他们的农耕生存方式意义模糊。如果一定要过，就得先解决一个过年的实质问题：吃什么。
我们说吃饺子。他们说，饺子？甚叫饺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许多杨家湾人走来看我们如何过年，如何包饺子。窑洞里外很快就站满了人。我们按刚学到的规矩，请来人上炕，他们一律摆摆手说：“罢（不），罢（不），生（盛）不哈（下）哩。”就都站着。我们看人多，心里不免发紧。把面和了又和，饺子馅加了又加。一个叫杨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来，那样子真像表演节目似的。饺子皮像一群圆圆的大蝴蝶从他的擀面杖底下飞出来，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们余下的人们受了鼓舞，就一拥而上如飞地包。第一批饺子刚包出来，没想到满窑洞的人一哄而散了。“哈！饺子？就是扁食哩。”我们赶紧留客；“这么多，这么多，留下来尝尝……”“哈！饺子？就是扁食哩。”说的人还是管自走了。
原来我们说的饺子，陕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张皮皮包个馅馅”，也是过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们包扁食的皮是用手指一点点捏出来，和我们用擀面杖的半机械化比较，更古朴和从容不迫。所以一到制作的共同之处，真相大白，他们便毫不留情地拔脚而去，留下我们继续擀皮、包馅。待完工时个个汗如雨，包的饺子摆了半炕，只有发愁的份儿了。
烧水时大家的头都有点大。第一锅饺子进肚，饱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却不行。不仅有半炕的饺子要煮，在集上割猪肉的时候我们贪便宜还买了一副猪下水。陕北人不吃下水和鱼，所以集上的各种下水货格外便宜。要把这些肝肠肚肺—件件洗好卤出来，工程巨大啊。
风箱唿嗒、唿嗒响了半夜。灶角里的石炭（当地一种劣质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时忽然浓烟满屋，男生们大叫。我们懵懵懂懂跑过去一看，原来炕席烧糊了。一个男生的铺盖也烧了一个大窟窿。好在这人一直在烧火，所以，既未烧伤人，也未再燃着别的东西。
也别说陕北这地方闭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杨家湾的学生娃咋过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猪下水，咋燃着了铺盖，以及半夜惊魂，且有惊无险的故事就在我们的睡梦中传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后的几天里，老有外村的老乡和知青来看我们。焦糊洞穿的炕席和铺盖索性就挂在涧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馆的话，我想这两件东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这是我们开始自立生活时，为中国地域辽阔，语言庞杂多样而付出的代价。饺子只是北方人的食品，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在陕北叫扁食，山东某些地方的人叫它“故渣儿”（因为实在不知该用什么字，这里只得依音注写），满族人则叫它水饽饽。
新历年过完就是旧历年。村里的人也许觉得有点不过意，也许我们进村的头一年还当我们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轮流请我们知青去他们窑里吃饭。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我们便在一个劳碌不堪的新历年之后，过了一个安安逸逸的旧历年。
注释
①从50年代开始，每逢城市就业压力比较大，安置有困难的时候，就把F乡上山提上日程。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劳动力（主要是新成长的劳动力）参加农、林、牧、渔业生产。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办法，对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60年代初开始，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给这件事套上了闪烁的政治光环，改变了它的就业内涵，直到70年代末，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才终于结束了这一违反一般就业规律，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情。
——参见《中国社会保险》1996年第八期郑家治的文章《60年代初城市失业处理》之二。
②开始于1966年秋天的，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由于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联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好形式，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同时，鼓励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点燃革命的火种”。到这一年年底，估计有一千万学生在全国各地串联。由于中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