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 第51部分

一下午，我都和那个女病人一样激动。我想，我的脸上一定也泛着幸福的光辉。方圻大夫检查病人的整个过程，不仅使我知道自己离规范和真正的优雅还有多远，而且我发现已经从几天以来的坏心情中彻底解脱。方大夫身上那种朴素又高深的博爱，使我对医疗职业有了一种全新的，类似宗教一般圣洁的感情。每次回想起那天方圻大夫出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怀疑我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否则怎样解释那种心灵的被照亮，那种好像听到音乐一样宁静？应该说我在协和医院多次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张主任、方大夫还有邵大夫这些人在临床工作中都有一种上帝才有的魅力。我曾对别人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人，不是医生，而是圣，是医圣。

总之，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协和医院度过的这_段时光对我来说是十分危险的。由于过于自恋而对自己出生地存在非同寻常的好感，由于对一些临床专家的盲目崇拜，加上对于什么医学上帝的不伦不类的联想，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生命绝对价值认同。我开始坚定地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种宝贵没有前提，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结束一年的进修生活，走出协和医院这个神圣的医学殿堂的时候，脑子里就充满了这种想法。事实证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成为那种头上带有神圣医学光环的人，充其量只当了一个平庸的医生。这是说，我只’学会了一些皮毛，比如说在接待病人的时候给对方尽可能多的善意，比如说在检查病人的时候使用最规范最优雅的动作，比如说在严格的规章制度里打转转儿，比如说在任何情况下固执地为我的病人争取“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我当时至少认为，从此我可以在这个耀眼的光环里安身立命。

注释

①见《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邓家栋文《内科大巡诊杂忆》。

31。失落的家族

1996年是爸爸九十诞辰纪念。74岁的妈妈带我们所有子女回到四川南充，回到已经被辟为罗瑞卿纪念馆的院落。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在屋前种了一棵树，把从北京带来的爸爸的骨灰洒在树下，填上土。

种完树抬起头来的时候，太阳从连阴的云层中露出来，我惊讶地发现，一向陌生冷淡的祖屋这时候显得温存而亲切。这棵树以及爸爸灵魂的归来，使整个院子明亮起来。

曾几何时，我还认为祖先或家族都是奇怪的字眼，它们甚至带有贬意。记得我为加入少年先锋队第一次填写表格，听说我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竟然都是地主时，我是多么吃惊和失望。

我的转变是因为另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

70年代末，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按照当时时兴的做法，我们到江苏吴兴县一个名叫南浔的小镇开门办学。这江南小镇，像画和电影上看到的一样：一条水巷横贯全城，水巷两侧全是飞檐重叠，青脊白墙的旧式民居。

咸丰、同治年间起，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实行了五口通商。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开始逐渐繁荣发达。南浔以丝市贸易起家的富商大贾有几十家，盛况空前时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之说。我们去时，小镇往日的浮华已经无影无踪。它平静且寂寞，墙上随处可见的“文革”书画更让我们觉得它和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经过“文革”劫难的小镇毫无区别。

春节刚过。家家户户的门前挂着腌制好的猪头、火腿。奇怪的是，这小镇上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或儿童的的影子，一串串的腊货下面是千篇一律的老头老太平静的脸，他们坐在竹凳上，仿佛已经坐了一百年。河上来来往往的木船，在他们麻木的瞳仁里留下唯一的活动影子。这小镇上的沉闷气氛让人受不住。尤其是课余饭后，我们真希望能找到一点可供消遣的东西。

星期日，我们一行四五个同学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闲逛，内心怀着热烈的冒险愿望。不知不觉我们离开了那条寂寞的水巷，走到小镇的深处去。在一个绿叶特别葱茏的地方，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被封闭的大园子跟前。两扇西洋式的拱形铁门上有一副锁链，锁有海碗大，铁链如小孩胳膊粗。同行者一致兴奋起来，因为这硕大无朋的锁链后面不会是太平庸和乏味的东西。

我们几个开始在门外大声叫喊。这地方看上去已经被封闭了那么久，没把握一定会有人。一会儿隐隐听见狗叫，我们遂坚信既有狗就有人，于是继续大叫不止。终于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他踏着落叶，从园子的最深处现出苍老的面目，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古老历史中走来的神秘的人。’也许是我们几个人都穿着解放军制服，而解放军在那个年代是最可以信任的缘故。也许是这鸠形鹄面的老者让我们感到惶惑，我们都没有多说话。这老者默默地替我们开了门，放我们走进一园子的静谧和清凄中去。

园子早已荒败，但它的规模却使人一眼看出，园子的主人曾经非常显赫和富足。园子正中是个不小的水池，多年没有疏竣，已经干涸了。池边的亭台楼阁年久失修，但仍然气势巍峨。散落在各处的太湖石，狼狈颓倒，但也依然保留灵、透、瘦的上品风格。不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处怎样朗日繁花、月白风清的所在。我意识到，这座残破的庭院是一条通往小镇繁荣历史的隧道，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活，完全不是这小镇现在看上去的那般陈旧和庸碌。

园子北面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楼房。房门紧锁，窗上是厚厚的尘土，看不清里面的样子，所有建筑上的牌匾留有被人摘掉的痕迹，使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楼后面的几列平房竟然没有上锁，我挺高兴地走进去，藏书生涯，1924年购地20亩，斥金12万，建成这规模宏大的嘉业堂藏书楼。在这里，刘承干聚书57万余卷，18万册有余。刻书179种，2926卷，成就了中国近代藏书刻书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按照曾在嘉业堂藏书楼任编目主任达八年之久的周子美先生说法：刘承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著名四大藏书家以及湖州的其他藏书家。至于藏书楼的建筑规模更为以上诸家所望尘莫及。”1951年，嘉业堂藏书楼被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刘承干则于1963年在上海病逝。

也许是刚刚结束的“文革”给整个社会留下劫后余生的恐惧。这个失去主人的凄凉家园，在我心头久久盘踞不去。那些在照片上留下精致华美形象的人们如今何在？似乎已经没有人能够以主人身份来讲述这个辉煌的家族故事了。这种恐惧和凄凉使我第一次强烈地产生了解自己家族的愿望，使我一时间觉得这是在吃饭穿衣之外第一紧迫的事情。

按说，中国人具有最充沛的崇敬祖先的情感，但家族的承传在近代中国却呈现出一副支离破碎的悲惨景象。虽然在儒家思想中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重要的道德载体。君子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却使家庭显得脆弱可笑，不堪一击。历史上我们读到太多这样的故事，再发达显赫的豪门望族，只要龙颜震怒，就难免殃及九族，满门抄斩。更不要说朝代更迭，外族侵略，近代以来则主要是革命和战乱，使一般家庭遭到破坏了。所以中国人最乐天知命的理论中有：富贵如浮云，富不过三代之说。难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虽只是他一家的辛酸破败史，但无论皇亲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在里面看到自家的影子。成千上万的失落了家族的中国人，面对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动情动容，潸然泪下。

这是近代中国人面临的窘境之一：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生生家族存在的证据，找到家族传承的荣耀时，我们却找不到这个家族的主人。就像我在南浔嘉业堂遇到的情形。或者，人们虽然幸存在现代社会中，但已经失去了家族背景，显得那么没来由，那么孤立无援。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的儿女，恐怕尤其如此。

实际上，我爷爷罗春庭的爷爷那一辈时还是个穷人。到我爷爷的父亲这一辈，渐渐富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才成为有头有脸的人。关于富起来的原因，传说很多。其中劳动致富的说法当然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中庸一点的说法是在东家的牲口棚里挖到了财宝。爷爷的父亲很有一点造反精神，他没让东家知道，不动声色地将财宝据为已有。还有的说法就带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的隐喻，我认为基本不可信。

我们是富不到两代，到我爷爷罗春庭这一辈，家计又开始艰难。主要是世道年成不好，另一种说法是爷爷根本不懂经营之道，还染上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这两个原因中到底哪个起决定作用？是因为爷爷抽烟赌钱，天生就是败家子，还是世道年成不好，使爷爷无法振作而堕落，没有定论。好像完全取决于叙说者是主观决定论，还是历史决定论。我是历史决定论，即爷爷完全是因为社会黑暗，奋斗无门，而绝望，而沉湎于烟毒和赌博的。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奶奶压根儿就嫁个无能的人，因为当年我奶奶在当地女界中可真是个少有的知书识理、美丽贤淑的人。

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爸爸的外祖父鲜锦堂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地主。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早，只留下奶奶一个女儿。鲜锦堂后来又续了弦，续弦的妻子替他生了三个儿子。但奶奶始终是他的掌上明珠。他虽然广有田产，但自己不识字。早年，他曾出头揽过一桩公事，好像是替县上管理公家的谷仓，由于不识字被人做了手脚，丢官赔钱，头破血流地回到家里，发誓再也不出去做事，只在家里教育子女。奶奶天资聪明，心灵手巧，不仅做得一手好女红，还能读书写字，很被鲜锦堂看重。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