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在鼓励外资入华投资的同时，还得鼓励与支持民族企业发展壮大。
从根本上讲，只有民族企业发展壮大，中国才能发展壮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外资身上。
更重娶的是，外资在华投资，只是为了利益。
真正在为国家复兴、民族崛起做贡献的，只有民族企业，因此不管如何鼓励外资到华投资，都必须把民族企业摆在首位。
一年不算长，也不算短。
在这一年里，中国的民族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而且部分有实力、有技术的民族企业已经发展壮大。
比如，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就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企业了。
到一九一九年中期，江南制造局已经改组为江南集团，下设造船、
钢铁、机械制造与军火等四家子公司，而设在黄浦江畔的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大的本土造船厂，江南钢铁公司则是中国本土最大的钢铁冶炼企业，江南军械制造公司则是仅次于青岛兵工厂的第二大军火制造企业，而江南机械制造公司则在一九二零年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台机车头、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七个能够制造机车头的国家。
越迈越快的工业化步伐，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工业布局。
到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在江南地区尽数由中央政府控制之后，国家工业布局成为了中央政府的头号大事。
七月，冯承乾回到北京，提出了“一江一岸”的工业布局战略。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沿长江与海岸线，部署国家的重工业，充分利用水运，抵消铁路等基础建设不足产生的问题。
如果采用别的工业布局，交通将成为主要瓶颈。
要知道，到这个时候，中国的铁路总长度还不到两千公里，而且主要分布在华北，江南几乎没有铁路。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铁路网，没有二十年、以及巨大的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毫无疑问，一九一九的中国，根本没有办法指望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在短期内建立起娶盖全国的铁路网。如此一来，加强水运，特别是充分利用长江、
珠江、以及海运便捷的沿海地区，就成为了唯一选择。
当然，工业布局不仅仅依靠交通，还得依靠资源。
中国有足够多的资源，铁矿石、铜矿石、煤炭这些都不少，而且冯承乾知道，中国的石油储量也不少，只是还没有开发出来。可以说，这是中国比德意志第二帝国优越的地方，即在发展工业的时候，不用考虑遭到敌对国的封锁与限制，本土资源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从海外获取资源。
如此一来，资源产地也成为了决定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一九一九年底，在冯承乾与宋靖国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启动了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即在国内勘探油田。
全球工业化已经走过了蒸汽时代，正在向内燃机时代迈进。
在下一场战争中，内燃机驱动的飞机、坦克、舰艇必然成为各个战场的主角，而谁能走在前面，谁就有望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第四章 政治体制
一九二零开春，冯承乾就收到了一条天大的好消息。
勘探队经过数个月努力，在天津附近发现了一座储量惊人的油田，初步探测结果估计该油田的储量在五千万吨以上。当然，冯承乾知道，这就是大港油田，是中国渤海湾附近最大的油田。
这个发现，马上就让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只是，新的问题出来了。
开发油田需要巨额投资，而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多资金，中国的民族企业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开发一座五千吨储量的油田。
显然，引资成为必然选择。
三月初，宋靖国开始于几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进行接触，商讨共同开发天津油田的可能性。
所幸的是，这几家德国企业也对这座油田很有兴趣。
要知道，德意志第二帝国才是真正的贫油国。一直以来，帝国企业都在海外寻找可以开采的油田。大战结束后，德意志第二帝国企业进入中东，只是中东油田大部分控制在英国企业手中，可供德国企业发展的空间并不大。至于其他几个产油区，比如当时已经在印度尼西亚探明的油田掌握在荷兰企业手里，而德国与荷兰的关系还算不错，因此德国企业很难进入东南亚。又比如，俄国已经在里海北岸发现了几座大油田，但是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了排他政策，并且以之前没有约定开采里海油田为由，拒绝德国企业参与开采工作。至于美国在墨西哥湾地区发现的油田，更与德国企业无关。
可以说，除了罗马尼亚，德国在境外根本就没有控制多少油田。
在宋靖国发出信号之后，德国企业立即来了兴趣，当月就有四家德国企业的老总来到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协商。
谈判到当年四月底结束，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参与油田开发的四家德国企业将共同出资购买开采设备、建设通往港口的输油管道等，
中国中央政府将负责在天津港修建一座专门供油轮停靠的码头、以及征收开采与石油加工等企业用地，参与合作的三家中国民营企业则负责招募工人等。在开采所得方面，四家德国企业将在支付基本的资源开采税之后，获得百分之四十的份额，中国中央政府获得百分之三十的份额，三家中国民营企业则获得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份额。
因为是公司化经营，所以中央政府随后组建了“中国石油开集与开发公司”。
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国营企业。
只是在当时，这家企业并不属于中央政府，而是属于中国海军，其主要职责也是为中国海军提供舰船用油。
别忘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送给中国的战舰，全都采用了燃油锅炉。
俗话说，喜事逢双。
五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云南地方政府正式宣布拥护中央政府，并且解除了地方武装，政府官员也由中央任命。二是中央军挺进大西北，攻占了兰州，控制了通往青海与新疆的要道。
在统一大业上，剩下就的是四个边疆地区了，即西藏、新疆、门g古与东北。
显然，南征大业的进展速度比冯承乾与吴铁生预料的都要快，仅用了一年多，中央军就占领了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还控制了甘肃。也正是如此，六月份的时候，吴铁生正式提出北伐。
冯承乾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吴铁生把北伐时间推迟到一九二零年。
原因很简单，国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花精力去处理，而且中央军刚刚结束南征，紧接着北伐，对士气也有不利影响。
事实上，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吴铁生坚持中央集权，即地方政府官员由中央任命，并且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军队也必须由中央改组。冯承乾并不反对中央集权，但是认为应该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比如在经济层面上，就应该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便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如何发展，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指挥。
在吴铁生提出北伐后，冯承乾提出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即中国应该施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必要在完成统一之后进行全民大选，以及有没有把必要把选举制度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当然，这也引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具有选举权。
冯承乾想搞民主，可是他非常清楚，别说现在，即便再过一百年，只要中国民众的基本价值观、思想意识等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就是没有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把前清留下的奴性抹去，那么任何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因此在国家还不够稳定的情况下搞大选，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
事实上，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不可否认，在推翻清朝的革命中、以及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志之士，而且这些人都知道民主的重要性，更加清楚中国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帽子。
问题是，这些人有多少？
即便把在校学生算上，愿意搞民主、而且表现积极的中国人，所占比例也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这就意味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也许压根就不知道“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显然，仅仅是教育，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列，实。
推广民主观念，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时间，二是经济。
事实上，西方施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拿英国来说，在工业化时代之前，依然是王国，国王就是法律、国王就是一切。大革命之后，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也正是因为不具备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即便到大战结束之后，在英国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也仅占总人口的一成左右。按照英国的法律，只有资产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年男性公民，才拥有选举资格。也就是说，英国推行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并非完全的民主政治，而是有产者的民主政治。
这种显现，不但在英国有，在法国、意大利、德意志第二帝国，乃至以民主国家诞生的美国也同样存在。比如，在美国就只有白人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有色人种根本没有参与选举的资格。
更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而逐渐确立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分散在农村的劳动力被吸引到城市，由自主的农民转化为工人，并且由此接受教育、接受新的思想观念，也更加便于国家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也就是说，只有当城市人口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推行民主政治。
显然，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要知道，中国的城市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问题是，如果不定下民主政治基调，那么中国今后不是走向独裁，就是走向帝制，最终将再次引发动乱。
正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底，冯承乾正式提出，应该尽快把民主体制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