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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以墨西哥军事代表身份进入危地马拉的，大多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军人。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提供给危地马拉政府军的武器装备，很多是直接从德意志第二帝国运往危地马拉的。在到达危地马拉的时候，武器上的德军铭文都没有抹掉，有的甚至是刚刚下线的新武器。
总而言之。没有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背后支持，墨西哥当局根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问题是，做这些。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
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危地马拉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即遏制中国在中美洲地区的扩张行动。
白了，只要能损害中国的利益就行了。
只是，这个理由不能拿到台面上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意志第二帝国当局是害怕发生在喀麦隆的事情在危地马拉上演。这就是，大战结束之后，喀麦隆的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就希望通过联合国，摆脱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只是，刚刚成立的联合国，需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支持，也就没有对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予支持。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没有手软，立即出兵镇压了喀麦隆的民族独立运动。问题是。镇压并非长久之计，而且战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非常虚弱，根本承受不起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的负担。为此，德意志第二帝国放松了对喀麦隆的管制，不但赋予殖民地政府更多的自治权，还授权组建了以本地人为主的军警部队。以减轻德军的作战负担。数年之后，喀麦隆再次爆发民族独立运动，而这次在镇压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不是德军，而是当地军队。也正是如此，喀麦隆在独立之前就出现了军事强权，而且由军事强权把持的殖民地政府获得了除外交之外的所有国家权力。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喀麦隆的民族独立运动迅速转化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革命，并且在一九六二年取胜，组建了民主政权。
发生在喀麦隆的事情，显然有中国的影响。
德意志第二帝国害怕的是，中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很有可能把德意志第二帝国排挤出中美洲地区。更重要的是，如果危地马拉的民主革命取得成功，肯定会波及到北面的墨西哥。
显然，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无法接受的结果。
要知道，按照中国对美国的划分，墨西哥在战后与民主美国、联邦美国接壤，却没有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把持的邦联美国交界。也就是说，墨西哥国内政局已经受到两个亲华美国的影响。为了杜绝来自两个美国的民主思潮，墨西哥当局在边境线上建立起了长达两千多公里的隔离带。
只是，这些努力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
如果墨西哥再受到来自南面的冲击，特别是一个弱小的中美洲国家都能够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起民主政权，那么墨西哥国内争取民主政治的势力肯定会大受鼓舞，而亲德的墨西哥政权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显然，绝不能让民主运动从危地马拉北上。
问题是，支持独裁政府的代价太高昂了。
喀麦隆在获得独立之前，打了三年内战，德意志第二帝国一直支持殖民地独裁政权。根据后俩披露的资料，在这三年间，德意志第二帝国提供给殖民地独裁政权的军事费用高达二十二帝国金马克，约和四十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间，德意志第二帝国中央政府的年度平均财政预算不到八百亿帝国金马克。也就是说，德意志第二帝国拿出了相当于中央政府年度财政开支的百分之一来支持这场内战。
事实上，这三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在喀麦隆的军事费用，相当于其军费开支的百分之十五。
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要知道，喀麦隆只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小国。
即便如此，德意志第二帝国依然没能阻止喀麦隆独立，也没有能够阻止独立之后的喀麦隆投入中国怀抱。
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乎的不是危地马拉，而是墨西哥。
战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德意志第二帝国一直在支持墨西哥的军事政权，并且帮助其镇压国内的民主运动。
十多年来，墨西哥军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数不胜数。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战后二十年内，墨西哥军政府至少残害了数万名民主人士，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发生在杜兰戈的学生运动中，墨西哥军警就杀害有一千六百多名上街游行的学生，还有更多的人在遭到秘密逮捕后被处决。为了维持统治，墨西哥军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局，而其主要使命就是搜寻与甄别民主运动份子，然后通过暗杀等手段消除潜在威胁。
可以说，这是墨西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有名的白色恐怖时期。
由此可见，如果危地马拉的军人独裁政府被推翻，建立了民主体制，那些接下来就将轮到墨西哥。
身为中国外长，周润康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在此之前，德意志第二帝国还不好直接反对。
虽然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废除帝制，在战后的政治改革中，只是削弱了德皇对政府的影响力，帝国首相的第一负责对象是帝国议会，德皇保留的的权力少之又少。加上威廉二世在一九五七年去世，帝国的第四位皇帝、即威廉三世又较为开明，所以帝国在各个场合，特别是主要的国际机构中，一直标榜民主，宣扬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制国家。但是本质上，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民主制国家存在明显区别，主要是其国家权力，掌握在极少数的贵族与大资本家手里，而且帝国军队依然有着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帝国在战后选出的首相都有军方与大财团的背景。
最为重要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采取的是分级选举制。
也就是说，帝国公民没有直接选举首相、或者是帝国议会议员的权利，只能选出所在行政辖区内的代表，然后由代表选出议员，最后在议员中推举首相。如此一来，帝国公民的政治话语权就少得可怜了。
当然，德意志第二帝国要标榜民主，就得做出些榜样。
也正是如此，在中国提出对危地马拉的内战进行军事干预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直接反对。
问题是，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
白了，中国犯错在先，也怪不得德意志第二帝国。
如果没有那篇该死的报道，周润康几乎就要说服土耳其了。即便土耳其不为所动，他也有把握让希腊倒戈。
可惜的是，那篇报道改变了一切。
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否决票，那么其他国家的立场就无关紧要了。
要知道，在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而且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高于轮值国。
虽然这并不表示没有别的办法，比如可以把安理会的提案移交给联大，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大是没有否决权的，而联大的决策权高于安理会，因此也就可以通过联大来改变决议。但是这么做的代价过于高昂，而且需要很多时间，也许要花上好几年，而中国不可能等上好几年。
显然，周润康的首要职责是阻止德意志第二帝国使用否决权。
哪怕是弃权，也比动用否决权好得多。
第三十一章 外交家
见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岑多夫，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奥尔岑多夫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三位常驻联合国大使，却是干得最出色的一位，其才能远在两位前任之上。
在他身上，能看到所有外交官的优点，却很难发现缺点。
在担任常驻联合国大使之前，奥尔岑多夫在数个国家担任过大使，有近三十年的外交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早在大战爆发前，他就已经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了，曾经在中国与红俄担任过驻外使节。在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红俄的帝国使馆担任秘书，参加了德俄开战前的外交活动。大战期间，奥尔岑多夫多次以外交特使的身份来到中国，非常熟悉中国的外交官员。
当然，周润康也在其中。
丰富的外交经验，让奥尔岑多夫成了一名非常难以应付的外交官。
新闻事件之后，周润康与奥尔岑多夫单独会见了四次，前三次都很不顺利，至少周润康觉得，奥尔岑多夫非但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反而从他这里获得了大量有用信息，掌握着主动权。
周润康决定改变策略，如果不改变，他就不能夺回主动权。
“大使先生，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单独会面了。”周润康的态度冷淡了许多，甚至没让秘书给奥尔岑多夫备茶。
当然，这也在暗示奥尔岑多夫，这次会晤不会持续太久。
“是吗？”奥尔岑多夫不为所动，显得很平静。这只能证明他善于掩饰情绪，因为周润康的言行，已经传达了很重要的信息。
“这次，我请你来，主要是为了通报一件事情。”周润康双手合十，郑重的说道。“我已经收到总统发来的指示，国民议会主要党派领袖已经达成妥协，将在数日之后就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进行表决，而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百分之百。虽然总统很想动用否决权，但是对解决问题并无实质性帮助。”
“你是说……”
“大使先生应该知道，我国的现任总统并非军旅出身，威望本就不足，如果动用总统否决权。很有可能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从而产生更加恶劣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总统遭到弹劾，不管继任者是谁，主张战争的势力都会得到增强。发展到这一步，我们这些外交官也将无能为力。”
“你是在威胁我吗？”
“当然不是，我们都是外交官，我们的使命都是传递信息。”
奥尔岑多夫沉默了，因为周润康并没说错，在重大外交事件中。外交官并不是主宰，只是传话筒。
“那么。外长希望我传递什么信息呢？”奥尔岑多夫不得不主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