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座训练营，分别针对不同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只是，最后的训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进行，因此新兵都在这里集中。
到了昆明，李承志又坐了一天的车，才到达训练营。
西双版纳拥有中国境内仅有的热带雨林，自然环境保护得非常好，训练营就坐落在雨林里面，离最进的城镇有几十公里，而且只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往外界。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着一千多名军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完成了基本训练的新兵，教官与营地的管理人员总共还不到一百人。
虽然偏僻，但是营地里的生活与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出了有医院、小卖部、图书馆与健身房之外，还有一座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电影院。星期五晚上会放两场电影，而且以军事题材的电影为主。有趣的是，军事题材的电影并不受欢迎。如果哪天放的是爱情片，电影院里肯定是人满为患。
平常，官兵每周有一天的休假时间，而且在休假的前一天晚上可以在外住宿。
只是，在外留宿的官兵并不多，主要就是离城镇太远了，而且能在几个小时内到达的都是小城镇，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
对这里，李承志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表明身份，以及前来的目的之后，门口的哨兵就让李承志进入了营地。也许那名哨兵已经不认得李承志了，但是李承志认得他。三年前，他从这里出来的时候，那名哨兵就在门口站岗。
营地里，几乎跟三年前一样，什么都没有变。
路上，李承志遇到了几名教官，不过都不是他当初的教官。
营地的最高指挥官是一名陆战队少校，准确的说是一名文职军人，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好那些进进出出的军人。
现在，负责这座营地的是弓开怀少校。
李承志赶到的时候，弓开怀少校正在等他。
“我已经接到了上级的电话，知道你要来。”弓开怀很客气的请李承志坐下，还给他泡了一杯茶。“对易队长的事，以及其他牺牲的兄弟，我感到非常悲痛，也希望你们能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
李承志也很有礼貌的笑了笑，表示感谢少校的关怀。
当然，他知道，弓开怀说的只是客气话。也许，弓开怀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所以才说的这些客气话。
如果来的是其他人，恐怕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营地里转过吗？”
“没有，我直接过来的。”
弓开怀笑了笑，说道：“这几年，营地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很多设施都更新了，你应该去看看。”
“少校，说不定我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申请了狙击手考核？”
李承志点了点头，表示就是这个意思。
在狙击手考核中，几个与热带雨林作战有关的考核科目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准确的说是在附近的雨林里进行，接受考核的战士与考官则住在营地里面，考核一般会持续几天，有的时候会持续十几天，主要由当年的考核科目决定。为了防止应考者摸到考核规律，每年的考核科目都不一样。
“那么，我叫人替你安排住的地方吧。”
“少校，我的任务是来挑选补充给小队的新兵，所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吧。”李承志故意看了眼手表。“如果我能顺利挑选出需要的人，等你到了上海、或者是到了青岛，我请你吃饭。”
“你太客气了。”弓开怀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这是完成了所有训练科目的花名册，上面有各个科目的成绩，还有个人基本资料。等你看完之后，我再带你去跟他们见面。”
“在这里？”
弓开怀点了点头，说道：“没关系，这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用，而且这里没有用来招待客人的茶水间。当然，你手里的这份资料是属于绝密级，所以你只能在这里翻阅，不能带出这个房间。”
李承志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他被易建朝选中的时候，是被教官带到这个房间里来的，只是当时的军官不是弓开怀少校。仅仅交谈了几句话，或者说是易建朝问了几个问题，李承志给出了答案，他就被选中成为了特种侦察兵。
第五十六章 代言人
李承志在挑选新人的时候，中国高层的领导人正在商讨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
显然，军方极力主张把事情做彻底，即出动主力部队攻占危地马拉全境，铲除军人独裁政府，然后在危地马拉进行全国大选，建立民主政权。政府高官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尽可能的缩小军事行动规模，以攻占危地马拉城为主要目的，协助反政府游击队组建临时政权。
为了这件事，席存瑞在半个月内召开了八次军政会议。
白了，如果连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没订下来，又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呢？
当然，席存瑞非常清楚军方与政府的矛盾在哪。
十多年来，中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甚至没有参与过太多的局部冲突，军队早就闲出毛病来了。虽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中国军队没有闲着，在世界各地都有行动，但是大多仅是规模很有限的特种作战行动，军方没有获得多少表现的机会，中国甚至没有因此而颁布与军事行动有管的法令。
可以说，出兵危地马拉是大战之后，中国军方获得的第一次打大仗的机会。
显然，对于那些时刻都想打仗的将军来说，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把一场局部冲突发展成地区战争，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
只不过，这绝对不是军方主张大打的关键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军方与军火商的关系。
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军队的处境非常艰难，大规模裁军、全方位的军事改革、三军司令部被整合到了国防部之下、文职军人掌权等等，都对原有的军队秩序产生了严重冲击，让很多军人因此失业。
别的不说，大战结束的五年中，中国军队有近两千名将军提前退役。
虽然取消准将的改革没能推行下去。准将军衔依然保持了下来，但是到一九五五年底的时候，将领的数量已经由大战期间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了三千多人，而且到一九六零年进一步缩减到了不到二千五百人。
军人的待遇尚且如此，就更别说装备项目了。
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就有八成的装备项目下马，很多已经进入采购阶段的装备项目都被撤消。拿海军来说，当时已经在建的战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保存了下来，其他的全部在船台上拆毁。
直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军队才开始重新采购新式重型装备。
显然，在这个艰难时期，军队的发展建设能够勉强维持下去，靠的不是政府，而是各大军火商。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民间调查机构给出的结论，在一九五六年之前，规模最大的十二家军火企业至少为军方提供了二十亿华元的援助。只不过大部分援助都没有违反法律。比如，军火商主动承担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把维护保养已有装备的价格压到最低。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国军队肯定会出问题。
要知道，在一九五六年，也就是中德关系正式决裂，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中德冷战正式拉开序幕，中国军队的很多武器装备都停留在大战时期的水准。根本不可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
虽然德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没有好的武器装备，就意味着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如果没有军火商的积极参与。恐怕中国军队的很多装备项目都无法正常启动。
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军火商是商人，即便不排除有部分军火商是坚定的爱国者，会为了国家与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军火商就会做亏本买卖。更重要的是，大型军火企业都不再是某个人当家做主，与企业有关的都得由董事会决定，而并非所有、甚至并非大部分董事会成员都愿意做亏本买卖。
军火商在军队上的投入，迟早会成倍的、甚至数十倍的收回去。
对军火商来说，最大的回报就是得到军队的订单，而要让军队下达订单，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
也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认为，民族独立运动背后就有中国军火商的身影。
只是，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而且战前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即英国在战后迅速改变了立场，公开宣布放弃所有殖民地，甚至向新成立的国家移交了殖民地占领军的物资与资源。至于法国的殖民地，在大战结束前就被瓜分完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并不多，而且受到的影响也不大。
总而言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并没有让中国军火商尝到甜头。
中国军火商需要的是一场由中国军队直接参与的，至少是针对某个国家，最好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大规模战争。
显然，危地马拉与中美洲地区就符合这个基本条件。
如果这场军事行动演变成大规模地区战争，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最大的受益者都是中国的军火企业。
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一九六六年，中国军方的军火、即弹药订单，总价值仅有三十四亿华元。如果把采购核武器的费用排除在外的话，那么用于采购常规弹药的费用实际上还不到十五亿华元，采购的子弹不到五亿发、炮弹不到三千万枚、炸弹总共才一万五千吨，战术类常规导弹仅一千二百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军方的军火订单猛增到一百六十七亿华元，其中用于采购常规军火的达到了一百二十八亿华元，总共采购了一百二十亿发子弹、三亿五千万枚炮弹、十六万八千吨炸弹与五万枚战术类常规导弹，与上一年相比，增加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一千。
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让生产弹药的军火企业的年利润提高了十多倍。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军火订单都留在了国内。
关键就是，很多军火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无法接下军方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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