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空基与天基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战略防御系统，具备同时拦截上万枚来袭核弹头，对潜在敌对国战略打击能力实现全面对抗的战略防御能力。
白了，果真建成的话，中国将不再惧怕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略威胁了。
按照顾祝同在国民议会上做的陈词，整套系统具备对潜在敌对国发射的战略武器进行初期拦截的能力，能把潜在敌对国发射的战略武器的百分之八十击毁在敌对国上空，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将在外层空间与重返大气层阶段遭到拦截，即便同时遭到一万枚核弹头攻击，中国本土遭到打击的概率也低于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哪怕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时发射一万枚核弹头，也只不不到十枚能够落到中国本土上。
显然，对一场以灭国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战争来说，遭受数枚核弹头打击算不上是沉重的战争代价。
要知道，中国的战略反击足以摧毁整个世界。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在拥有了全面的战略防御能力之后，中国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战略威胁，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毁灭性威胁，让敌对国放弃对中国的威胁，从而放弃在任何领域与中国进行的对抗与竞争。
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结果。
果真如此的话，德意志第二帝国不但会丧失与中国对抗的能力，还会因此沦落为中国的附庸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针锋相对的，建立一套类似的战略防御系统。
白了，在双方都拥有足够强大的战略防御能力的同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安全、以及国家利益才有根本保证。
显然，这次竞争与载人登月工程有很大的区别。
载人登月工程，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争面子，即通过工程来展现国家的经济、工业与科技实力，以此证明国家的强大。战略防御工程则关系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胜出者将毫无悬念的成为冷战的最终赢家。
德意志第二帝国可以输掉载人登月工程，却不能输掉战略防御工程。
第二百二十二章 再攀新高峰
这场后来被称为“星际大战”的太空军备竞赛，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敲响了丧钟。
在这场太空军备竞赛打响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技术领域已经没有优势，通过载人登月工程，中国在航天领域全面超越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实质上的头号航天大国，而随后众多的军事航天项目，巩固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霸主地位，并且凭借大量的军方投资扩大了技术领先优势。
最具有代表性的，非“航天飞机”莫属。
在载人登月工程项目中，就有人提出研制具备重返大气层、并且反复多次使用的载人航天工具。当时，中国的航天企业提出了好几套方案，包括比较保守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与宇宙飞船的组合方案，也有极为前卫的水平起降的空天飞机方案，更有较为符合现实的运载火箭与可重复使用外层空间运载器组合方案。只是，载人登月工程的核心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而不是开发一种全新的运载工具，所以这些研究在当时都处于起步阶段，并没得到全力支持。
直到一九七五年，载人登月工程实现之后，“航天飞机”的研制工作才提上日程安排。
事实上，载人登月工程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九年。
只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新上任的航空航天部长就发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载人登月工程的耗费太大了，二是在载人登月工程结束之后。没有一个可以让航空航天部继续存在下的系统工程。
不可否认，载人登月工程确实是一项耗费巨大，而且效率低下的政府工程。
事后有人计算过，在载人登月工程中，中国为每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花掉了近两百亿华元，是载人航天的一百倍。
显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载人登月工程的效费比非常糟糕。
也正是如此，载人登月工程才烧掉了数千亿华元。后来有人估算，如果载人登月工程由民间企业运作。按照一九七四年的币值，只需要大约六百亿华元就能把第一批宇航员送上月球，而随后每次只需要花费一百亿华元就能把两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即能把投资效费比提高四倍。
载人登月工程上的巨大花费，使得其他民用航天工程大受影响。
比如，预期在一九七二年建成的空间站就被三次推迟，直到一九八一年被郭明善政府裁减掉。由比如，原本计划在一九七五年启动，在一九七九年建成的全球通信卫星系统也被迫延迟，并且在一九八八年降级为海事卫星通信系统，总规模缩减了九成，使用范围也局限于少数特定用户。
从某种意义上讲，载人登月工程让中国航天摘取了航天领域的桂冠。也导致中国航天走上了歧途。
与之相比，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载人登月工程结束之后，航空航天部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
显然，顾祝同在担任部长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问题是，他的接班人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正是如此，中国需要另外一个具有足够影响力，更得有足够价值的航天工程，才能保住航空航天部，并且推动航天技术的全面进步。
一九七五年。“重返大气层航空载人航天平台”正式上马。
当时，中国航空航天部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即“航天飞机”。
按照中国官方用来游说国民议会、以求获得拨款的宣传资料，虽然航天飞机的制造价格是同级别运载火箭的十倍，但是航天飞机能够使用一百次，而运载火箭是一次性用品，所以航天飞机的经济效益超过了运载火箭。当时，航空航天部甚至提出，五架航天飞机就能满足中国的全部航天需求。
一时之间，“航天飞机”成为了被热炒的词汇。
结果就是，中国国民议会在当年十月，就为航天飞机工程划拨了五十四亿华元的启动资金，并且责成航空航天部联合其他部门与机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小组，直接向国民议会负责。
这下，“航天飞机”成为了中国航天的新重点。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载人登月工程中积累下来的先进技术，扫清了研制航天飞机的技术障碍。
比如，用在航天飞机上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就来自载人登月工程。
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航天飞机仅凭自身的动力，难以做到航天飞行，因此在起飞阶段必须使用助推器。比较保守的选择是使用两具液体燃料火箭，与航天飞机配备的三台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构成第一级，然后由航天飞机自行构成第二级，就能使航天飞机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问题是，这套方案有有个弊端，即液体燃料火箭是一次性使用的，不能重复使用。
此外，如果使用液体燃料火箭的话，就必须使用足够大的火箭，也就得降低航天飞机本身的推力。
显然，这必然导致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降低。
这时，中国在固体燃料火箭上的技术优势有了用武之地。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航天飞机配备三台大型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并且由外部燃料箱运载燃料，助推器为两具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在工作完毕之后，助推火箭与航天飞机脱离之后回收，而航天飞机凭借自身动力完成接下来的飞行，而外挂燃料箱将在跌入大气层之后烧毁。
也就是说，整套系统中，只有外部燃料箱不能回收。
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损失，毕竟外挂燃料箱并不昂贵，而且体积庞大，也不易回收再使用。
基本方案确定下来之后，航天飞机工程就快马加鞭的运行了起来。
事实上，当时除了轨道与重返大气层飞行器，也就是狭义上的航天飞机需要从头研制之外，其他的配套系统几乎都是现成的。比如航天飞机使用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就来自载人登月的运载火箭。至于固体燃料助推火箭，则是由中国空军在六零年代末投资研制的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而来。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第一架航天飞机，“星宿”号面世。
当年年底，“星宿”号就进行了大气层内的第一次滑翔飞行。随后，其他技术与工程测试也紧锣密鼓的展开了。
事实上，“星宿”号并不是第一架完成了外层空间飞行的航天飞机。
从一开始，“星宿”号就被定性为试验样品，即主要用于试验测试，在完成了各种新技术的验证之后就将寿终正寝。
只是，“星宿”号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航天飞机。
“星宿”号的测试工作持续到一九八一年，随后被移交给了中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并且成为了镇馆之宝。
同一年，“猎户座”号航天飞机制成。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猎户座”号载着五名航天员与一枚科学试验卫星，在台湾的玉里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可以说，这是自载人登月工程之后，人类在航天领域迈出的一大步。
此后，中国相继制造了“射手座”号、“天鹅座”号、“狮子座”号与“仙女座”号等四架航天飞机。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这五架航天飞机承担了中国航天发射工作的八成，而中国也因此几乎废弃了所有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把重点放在了航天飞机上，也因此成为了载人航天头号强国。
这五架航天飞机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差别。
正常情况下，每架航天飞机一次能够运载七名宇航员与二十四吨货物，轨道运行周期在十五天以内。
在航天飞机正式投入运作之后，那些之前支持该项目的国民议会议员才发现，航天飞机并不比运载火箭省钱，反而是烧钱的大户。虽然航天飞机名义上能够重复使用，但是每次发射之后都需要进行极为严格、全面的维护与检查，而且其使用的火箭发动机最多只能使用二十次，助推火箭只能工作十五次，所以航天飞机的实际运营成本比起一次性使用的运载火箭高得多。
也正是如此，中国才不得不在八零与九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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