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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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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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希腊、罗马人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中国史书名粟特或粟弋。——译者
    〔2〕阿拉瓌的叔叔婆罗门的三个妹妹都嫁给了兟哒可汗。——译者
    〔3〕参看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的起源》,载《通报》1915年,页687。汤姆森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78,1924年,页122上的文章。缪勒《回鹘学》II,页67,97。马迦特的著作(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con Eran)II,1905年,252。巴托尔德《百科全书》“Türks”条目,页948。
    〔4〕突厥人的祖先是由母狼哺育长大。当他成人后,与母狼交配,在母狼的洞穴中生下十子。见《周书·突厥传》:“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5〕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1页。史料选自《北史》、《周书》和《梁书》。
    〔6〕这一点已经得到拜占庭历史学家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的证实。他认为阿瓦尔残余逃到桃花石人的国家避难,也就是说,逃到拓跋人的后裔中。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以下简称《史料》),页246。
    〔7〕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的文章(Changanus magnus; despota seplium et dominus septen mondi climatum)VII,7。他指出可汗和汗的称号来自柔然,因此,这些称号是蒙古语的称号。就目前所知,突厥是首先使用可汗称号的突厥语民族。
    〔8〕儒连将有关突厥的中国史料(《隋书》、《唐书》等)译成法文,特别是有关东突厥的部分(《亚洲杂志》1884年)。沙畹继续他的工作,将西突厥的史料译成法文(《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和《史料补》载《通报》1904年,第1—110页)。
    〔9〕“叶护”称号似乎是由古代贵霜人或印度…塞人传给了突厥语各族。贵霜统治者卡德菲斯一世曾将该称号铸于钱币上。参看富歇:《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II,299。马迦特:《伊兰考》204页。W。邦在《匈牙利年鉴》VI,102上的文章。
    〔10〕按西克《波斯史》(页455),库思老娶的是木杆可汗之女,并非室点密之女。作者持此观点主要是受法国史学家沙畹的影响。沙畹认为:“第木杆为东突厥可汗,又为西突厥之最高可汗,则得以其在位时之胜利属之,而不必为木杆本人。”(《史料》)据此,作者将西突厥初期的一切活动归于室点密名下,故说是娶室点密之女。——译者
    〔11〕因为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科奇卡里出土的带状物与匈牙利出土的阿瓦尔青铜制品相似。参看费蒂奇(Metallkunst)(载《匈牙利考古》1937,页211和274。)
    〔12〕突厥人最初是与拓跋人的中国北部接触,他们仍用族名拓跋来称呼其国。即Tabgath或Toba,希腊语Taugast。塞俄菲拉克特斯这些拜占庭作家们正是通过Taugaust一名开始知道中国北部的。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载《芬兰…乌戈尔学会纪要》赫尔辛基,1896年,V。26)。
    〔13〕关于叶护的各种写法,参看马迦特(Historiche Glossen zu den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185)。马迦特:《伊兰考》,216。沙畹:《史料》226页以下。
    〔14〕此处不是天山,应是白山。参看沙畹《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211页的讨论。——译者
    〔15〕关于突厥人的文化和宗教,参看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n。 s。 Vol。3第二部分,1924年,页131。)
    〔16〕拜占庭史料(弥南和塞俄菲拉克特斯)和中国史料是沙畹《史料》一书(页233—252)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课题。
    〔17〕亚美尼亚史家塞贝奥斯记述,在597—598年间,波斯人在亚美尼亚将军森帕德·巴格拉德尼的率领下,向突厥领土发起进攻,一直打到巴里黑。参看马迦特:《伊兰考》65—66页。沙畹:《史料》251。以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8〕摘自岑仲勉的《突厥集史》下册,879—880页。——译者
    〔19〕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1924年,130页。)
    〔20〕“Tangri”腾格里表示天和上帝。伯希和:《古突厥之於都斤山》(载《通报》4—5,1929年,第215—216页)。
    〔21〕乌迈(Umai),肯定是指一种大地女神。是於都斤山山神的人格化,在13世纪的蒙古人中是地之女神,参看伯希和《古突厥之於都斤山》上引书,212—219。
    〔22〕yer…sub,突厥文yar…su,指地与水。——译者
    〔23〕以下作者引用的是《周书》卷50《突厥传》,但最后三句:“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是引自《隋书》卷84《突厥传》。《周书》《隋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而不是581年。——译者
    〔24〕暾欲谷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某些指责是无根据的。(作者在此的含义是暾欲谷年迈仍受重视。——译者)
    〔25〕摘自儒连《史料》(载《亚洲杂志》1864年,331页。)(摘自《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译者)
    〔26〕汤姆森:《鄂尔浑碑文》98—99页。转自《突厥集史》下册,880页。——译者
    〔27〕从575年到585年,佗钵可汗善待他从中国带到东突厥的犍陀罗三藏法师阇那崛多,并在他的劝导下皈依佛教。参看沙畹(《通报》1905,页334,346)。(关于佗钵皈依佛教,《隋书·突厥传》记道:“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译者)
    〔28〕在沙畹《史料》页48,注①和241页中有关于达头生平的论述。
    〔29〕沙钵略是突厥名(Ishpara)的汉文转写形式?参看伯希和《中亚几个词名考》(载《亚洲杂志》1913年,211页)。
    〔30〕大约正是在此时期,达头于598年派遣使臣带了一封信给君士坦丁堡的毛里斯皇帝,信中明确地自称是“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参看沙畹书,246页中摘录的塞俄菲拉克斯的记载。)
    〔31〕关于隋臣裴矩暗中唆使射匮反处罗,《隋书·突厥传》记:“帝将西狩,六年(610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舆车驾会于大升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佗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於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译者
    〔32〕参看伯希和:《吐谷浑与鲜卑研究集》(载《通报》1920年,323页)。
    〔33〕中国史书以优美的史诗般的形式记录了此事。儒连《突厥史料》(载《亚洲杂志》1864年,213—219页)。参看《册府元龟》卷一九。——译者
    〔34〕参看《旧唐书》卷二《本纪》。
    〔35〕参看《新唐书》卷二一七下《薛延陀传》。
    〔36〕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99页。引自《突厥集史》下册,880页。——译者
    〔37〕《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38〕摘自(唐)慧立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39〕见《续高僧传》卷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以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籍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辗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勖,曾未浃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祗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于前,武德九年(626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与相见,承此分化,将事东归,而叶护君臣留恋不许,王即奏闻,下勒征入,乃与高平王同来谒帝,以其年(626年)十二月达京。”——译者
    〔40〕引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1983年版,28页。
    〔41〕《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乙毘射匮可汗立,乃发弩失毕兵就白水击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走吐火罗国。”——译者
    〔42〕参看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洲杂志》1934年,I,52)。不必深入钻研语言学,我们也能随意举出库车语中的具有印欧语特征的许多词:st和nessi=to be(是);ste=he is(他是);pater=father(父)、màter=mother(母);pracer (frater)=brother(兄弟);se=son(儿子);tkacer=daughter(女儿);okso=ox(公牛);yakwe (equus)=horse(马);nem=name(名字);knan=to know(知道);klautke; kaklau=circle(圆圈);salyi=salt(盐);malkwe=milk(奶);wek=voice(声音);ek=eye(眼睛);trai=three(三);okt=eight(八);ikem=twenty(20);kante=hundred(百);mene=moon(月亮);pest=after(在…之后)。
    〔43〕伯希和的文章(Le cha…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u Lob…nor)(载《亚洲杂志》I,1916年,120页)。
    〔44〕哈辛:《中亚的印度艺术和伊朗艺术》253页和《中亚的佛教艺术》12页。
    〔45〕哈辛:《中亚考古研究》(载《亚洲艺术评论》1936年)。
    〔46〕参看伯希和:《有关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名称的注释》(《通报》1923年,127页)和《库车语和吐火罗语》(《亚洲杂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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