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1569年的最后一场雪】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白雪覆盖了静静的北京城。与这瑞雪一同到来的,是一阵强劲的政治旋风。高拱重归紫禁城。
“高老又回来了!”京中官僚们对高拱的称呼,显示了这个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来,同时也显出了政治游戏的诡异。民间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咸鱼翻生的奇迹。这件事史有记载,说是邵大帮主因此“名倾中外”((《明史》),估计今后可以以此为生了。但是,我以为,隆庆可能不这么简单,几个“下半身”不大能把他唬住。当时情况是,老成练达的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朝中需要有一个能压得住的人来管人事,隆庆便选了高拱,让他既入阁,又管吏部。
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首长中地位最高的,俗称“太宰”,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首辅弄不好是辖不住他的。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因为这样一来,该大臣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但隆庆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这么用他,天下人你们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恐怕很难以猜度。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约多一些。
在高拱刚回来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他没忘记,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像我这样的低劣之才,有幸跟着高老您参与国家大事,五年来(实际只有四年多一点)您老总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出,他还是很感激高拱给了他一个施展的机会。
待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生死之交”和“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谊,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他后来在万历初年回忆,隆庆四年一次“北虏”犯蓟州,京城戒严。堂堂金銮大殿之上,朝臣们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赵贞吉甚至私心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首辅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以想象,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废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脸说什么天朝上国?历来,只有主政者如虎,国家才能虎虎有生气。主政者若是如绵羊,国家就等于置身于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公理在上”又能奈何?
基于这个背景,张居正对高拱的回来,是忧是喜,就不难判断。即使高拱是虎,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张居正什么。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他们虽然同气相求,但政治分量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他素来知道高拱是个眦睚必报的人,当年拱掉高拱确实是做得狠了点儿。
徐阶的三个公子在乡里胡闹得够了,也遇到了大麻烦。铁面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六月任应天巡抚,开始清理大户兼并民田事宜。他脖子一挺,放出话来:“法之所至,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巡视所过之处,向他告状,自诉被乡官夺了田产的老百姓,竟然有几万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这个,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还不让老百姓吃口饭!于是‘,他“力摧豪强,抚贫弱;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明史…海瑞传》)这景象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群穿制服的公差,如狼似虎地闯进大户家,掀桌子,抖手拷,勒令退田。这实在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制服人员怎么会向强势力群体耍威风?
徐家三公子急忙向张居正写信告急。张居正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群众情绪近来是比较厉害,等海公到了你们那里,我当写一封信给他委婉疏通。至于师翁,他年纪大了,可能会受不了这场面,你们千万要日夜好好保护。”然后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不要给自己带来后患。
言之凿凿,你们听不懂就算了。
不管张居正是怎么赞同海瑞的做法,老师的面子还是要顾及的。高拱“复辟”以后,张居正得知徐阶终日惶惶,还特地去信嘱咐后任的应天巡抚去安慰一下。至于前任海瑞嘛,“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他退田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啊不容易啊!知道吗?”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你总要给人家一点点温暖。
应该说,张居正在处理这些事上,原则与人情都照顾到了,无可挑剔。
不出徐阶所料,高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大相国的所作所为。高老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轧,好像世世代代都是这一个原则。
你徐阶启用的人,不论好赖,我通通给你拿掉。你徐阶逮捕了许多方士,说他们制作假药害死了前皇帝,我就偏要为他们说情:“先帝晚年有病,毕竟是善终,不是暴卒。说先帝为方士所害,天下后世将怎么看待先帝?我高某请求法司改判!”
他把徐阶赖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遗诏》全盘推翻,那是假的!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摸透了隆庆的心理——先帝虽然毛病多多,但批评多了,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所以,再不许批评!
所幸隆庆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为止,并没有掀起反攻倒算的大狱,从而把高拱的清算活动大大打了折扣。当年追随徐阶的人,一个也没受到追究。
可怜当初最初最先跳出来攻击高拱的给事中胡应嘉、欧阳一敬,听说高拱大人要出山,都因忧虑过度,吓死了。
看来,隆庆还是很不错的。生活上腐败得一塌糊涂,政治上清明得洞若观火,这是一个奇皇帝!
但是风向毕竟变了,朝中一些原来依附徐阶惟恐不及的官员,现在立马掉头,猛拍高拱马*,拼命罗织徐阶的罪名,以洗刷自己,以表示咸与维新。人间的老套大抵相似,“恶政”一除,我们居然发现全是受害者!昔日穷凶极恶之徒,今日也来控诉受迫害的委屈,人之善变,不亚于乌龟穿脱马甲。
徐阶与高拱两人,都还不是恶徒,互相较量,即使落败了也还可不失绅士风度。反倒是他们各自养了些有奶便是娘的东西,致使他们在狼狈时,被这些“叭儿狗”再三折辱。恶狗总是比主人还凶,何朝何代,无不如此。其丑态百出,令当时的人也感叹:“宦途真市道哉!”(《国榷》)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涨时有多少人趋之若鹜,看跌时就有多少人弃你如破鞋!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大军。但他与众人截然不同,一如既往,为的是信念而不是利益。对昔日曾为他缓颊的大恩人徐阶,也一点不留情面,对徐家夺人田产的事“痛裁之”。这个人,当初读书时读得太专注了,到现在还以为——既然讲孔孟,就不应该害民。他哪里知道,孔孟也有真孔孟和假孔孟之别,而且数来数去还是假的居多。
退田的官司接二连三,公差不时上门来逼。徐阶的儿子哪里见过这个,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压迫。于是慌了手脚,嚷嚷着让徐阶想办法,弄得老爷子狼狈不堪。徐阶原想,只象征性地退一点了事,但海瑞不干,坚持起码要退回一半。他开导徐大人说:“你不这样,这些‘刁民’怎肯罢休?为富不仁,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海大人是很懂得逻辑学的——有豺狼心肠的富人,才有不讲理性的“刁民”。人之初,性本来并不是这么恶的。
看见刚退职的大学士尚且不保,江南一带的豪强知道大势不好,纷纷远走边地,以避群众运动。太阳终于打西边出来了,“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李贽《续藏书》)
千年的秩序,就这样被海大人一朝颠覆。如此看来,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着人心的向背。世世代代真心感念他的,恐怕都是些草芥小民。小民们没读过孔孟,但他们也知道“民为贵”的说法。可是,三千年啊,有多少官升官涨,蘑菇一样生生不息,肯这么为老百姓做主的,怎么就这么一个海青天?
不过,小民的欢乐,总是转瞬即逝的。盘根错节的老树,绝非一人两人之力就可以拔除。海瑞领导的退田运动,到隆庆三年底,遭遇了豪绅的强烈抵制。徐阶的三个公子以重金买通言官,反诬海瑞是“沽名乱政”。当惯了大少爷的他们,依然狂妄,说:“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
有钱就能把省长扳倒,无怪公子们要丧心病狂地敛财。
转过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罢官。这位海大人,连皇帝他都不怕,面对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只能连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根基牢固不怕事,他接过手来,继续清查。对海瑞,他也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说:海君做的事,说完美无缺,当然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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