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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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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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牛刀是如何小试的】

诸位读史到此,一定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隆庆九相”(隆庆末期,高拱又引进了一个高仪,因年迈多病干得不长,于万历元年死于任上)命多不好,数年的车轮大战,几乎人人都遍体鳞伤。两大派的主帅徐阶、高拱,在朝中本是举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人物,却都不免身遭重创,先后黯然还乡。

在这锋芒杂错的刀光剑影中,怎么会看不到张居正的影子?

他在前期为徐阶所庇护,避身于事外,倒也可以理解。徐阶倒台后,连累徐家班底接二连三被逐,张居正何以能独善其身?他是徐阶最为青睐的大弟子,与闻嘉隆转型时的国家机密,这事情中外皆知。那么,他是怎样在徐阶去后保全自己的?他与徐氏的渊源,犹如胎记,而能够使复出的高拱忽略这一点,容他在新内阁里安安稳稳地做少壮派,其玄奥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其次是由于他很小心。能在隆庆内阁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闪其间而毫发无损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内阁两派,他是唯一与两边都有渊源的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在高拱这一面,也有很深的渊源。裕邸旧人这一身份(感激徐阶吧),使他与隆庆、高拱都有了一层说不清楚而只可意会的政治血缘。他既是徐阶物色的接班人,同时又是高拱的亲密朋友。关系之铁,时人甚至用“刎颈之交”来形容。

按常理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政治营垒,除非是间谍。而张居正,恰恰就具备两个阵营的特别通行证。

属于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脉络,这在我们中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属于高氏,是因为观念上的契合,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又是一种物以类聚的癖好。

加之张居正昔日又曾为裕王老师,使得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只要不犯大错,不陷入旋涡的中心,起码别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的了他的是非。因为隆庆对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准了之后印象就永远不改。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来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经历,把他造成了一个极其幸运的左右逢源者。也许,徐阶当年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仅仅是徐阶无意为之。总之,在一场又一场的乱仗中,确实是没有一块砖头是专门砸向他的。

此外他得以自保,也源于他超乎寻常的谨慎。前期在徐阶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线”原则,你们尽管斗,我来坐战壕。战斗中,我只是个沉默的士卒,阵线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战中,两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远沉默也是不行的,时局一旦有变化,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时,他若再模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已没有了可靠的庇荫。再含含糊糊,就等于自己是徐阶余孽,要被人指着鼻子逼问“为什么不忏悔”。因此,他这次有了态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

这样一个人,说他委蛇狡诈,违反本心,逢迎了自己并不赞同的势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红心白罗卜”。人事关系的交错,铸成了他这个奇特的身份。徐阶的人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儿,谅解他的苦衷。高拱这方面,看到的却是他的红心儿,因而欣然接纳。

在历史转折的诡异之点,往往是“红心白罗卜”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从而将历史惊人地推进一步。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双重身分,而是非红即白,那么无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样,与统帅人物一损俱损,政治上从此心灰意懒,以优游田园卒其一生。

他不肯对高拱落井下石,为落魄的徐大老爷讲情,力助高拱清扫内阁,都是符合本心的行为,绝非为保全自己的违心之举。

况且,以大明官场的利益纠葛,即使道德名臣,也不免有攀附强势人物之心。

隆庆元年,广东道御史齐康上疏弹徐阶“二子多干请(帮人跑官)及家人横里中(横行乡里)”之事,徐阶以退为进,申请致仕,引起徐阵营的全面反弹,攻击高拱的上疏无日无之。如果仅此,高拱还不至于全线崩溃。恰在此时,直声满天下的海瑞放了一发重炮,直指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甘当鹰犬,目的不过是期望高拱登首辅之位,自己能捞到更高的官爵。海大人词锋凌厉,横扫千军,要求皇上果断罢斥高拱。

连时代楷模都说话了,高拱立刻陷入了道德谴责的火牛阵,难以突围。最终,以告老回家完事。

海大人的这次讲话,毫无事实根据,不过是滥用道德武器抡了一回,私心里也可能有依附徐阶强大势力的意图。事后,果然就有“应天巡抚”乌纱的回报。至于整治徐家少爷,那已是徐阶离职一年后的事了。整治徐少爷,现在看来,不排除有洗刷、撇清的嫌疑,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阁后,成为了实际上的首辅,海瑞虽已有“反戈”之举,但旧账不可能一笔勾销。三个月后,言官们刚刚对海瑞提出异议,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爷的事,由高拱自己接过来做了。

后来张居正秉政,终身未启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过之外,对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义无法原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居正在隆庆前期,是不是光顾着固宠保位了呢?否。资料证明,在几场大混战中,他都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参预得相当之深。

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与“君子坦荡荡”不符,或密谋于室,或吹风于耳,都或许有之。各类史书、笔记上记载得很多,这里也不必避讳。但从他入阁以后力图有作为这一主线来看,在登上首辅之前的这些机巧,实算不得大罪大愆。

并且,我个人认为,正史或笔记上所说的,张居正“构陷”、“投隙”、“钩隐”、“乘间”,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虚乌有。

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在“隆庆混斗”中倍受人指责的几个小动作。

先是高拱与徐阶酣斗被言官围剿时,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张居正的招,不战自退。[小说下载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可是,高拱一走,内阁无为的状态将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这于张居正究竟有何好处?

我认为此事即使有,也无可非议。高拱那时被朝中当要津者和言官们集体抵制,已无转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连隆庆也将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张居正确实劝过高避开,那也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联系他此前不愿为徐提供攻击高拱的炮弹,完全可以推论,劝说高拱暂避锋芒决没有什么祸心,前后两个行为的动机是一样的——不愿意见到高拱遭受更大打击。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徐阶讨好,那么我以为,以张居正与徐阶的亲密关系,张已无须以这类行动再去拍徐的什么马*。

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凭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的离开上,王世贞《国朝献征录》上说,徐阶被隆庆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不欲阶久居上,且与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递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的上,并无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实现“迎高”的宿约,那么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又在想当然耳。

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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