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费,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么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要尽快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且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官吏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一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奈何不贫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重庆,更是专派御事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