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隆庆六年,岁次壬申,因此史称“壬申政变”。此次政变以其短促、绝情、当朝首辅被处理之狼狈而著称。
对于当天张居正是否在现场,后世有不同看法。《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均称在场,而据崇祯年间周圣楷《张居正传》考证,当时张居正仍在天寿山考察,回京时政变已发生。再看张居正本人的奏疏,则含糊了这一点,也似乎并未在场。而在六月十八日亦即两天后,才有太监传他进宫接受新任命的。朱东润先生独取后一说。
但我以为,以张居正在场,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感。
皇帝发了怒,首辅丢官。这只出头的公鸡一被拔了毛,百官立即噤口。昨日之喧嚣,恍若隔世。倒是张居正接旨后,马上去找了病中的高仪,两人联名上疏,请最高当局收回成命,竭力挽留高拱。
他执笔的这个奏本,倒也直言不讳,说“臣等看高拱历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这是公道话。但没错不等于就不能被罢免,道义何时曾经斗得过权力?
张居正又为“陈五事疏”做了辩护,说是“其意盖欲复祖制”,“意实无他”,并没有什么坏心。而且是“与臣等彼此商量,连名同上,非独拱意也。”
因此,要罢,请把我们两人也一同罢了。他再次提醒皇帝,高拱是元老,“未有显过,遂被罢斥,传之四方,殊骇观听”,与先帝的托付相抵触。
这个挽留奏疏上奏于事发当天,道理说得相当到位。高拱与后世(包括当代)的绝大部分史家都认为,这不过是在演双簧。
上这个奏疏是为避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假戏似乎也不必做得这么真。所以,我就此疏的内容如此尖锐,不由得对张居正究竟参与了多少阴谋,有了一些疑问。
往事不可追了。还是来看政变的结果。
张居正上午上疏,下午得皇帝答复:“卿等不可党护负国!”意思是,你们不要搞小团伙。高拱,绝对是挽留不住了。
第二天,高拱依例前去“辞朝”,交代工作事宜。张居正见了,忙说:“我要为你请求‘弛驿行’。”就是请求享有乘坐公家驿车的特权。
明代高官外出公干,一向有此特权。驿车是大车,中途停歇又有人伺候,自是体面而又舒服。私人只能雇到小车,简陋而颠簸,路途上比较辛苦。别人都还在为政变而惊恐,张居正独独想到了这一点。
高拱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行便行矣,何弛驿为!”少给我来这套!
张居正不由呆住。高拱又讥讽道:“张公大可不必如此,你就不怕再下一道‘党护负国’的圣旨来?”卖友求荣啊,居然和皇上一块儿演起双簧来了!
张居正无法辩解,甚尴尬,只能说:“高公,你还是这个样子!”
高拱辞朝之后,就算正式卸了任。因圣旨有曰“不得停留”。因此早有锦衣卫盯着,立时三刻,马上就得出城回乡。
仓促之间,高拱在路边雇了一辆骡车,回家胡乱装了些细软,载着家人踏上归程。
张居正的提议倒不是多虑,高拱立刻就尝到了世态炎凉。因为首相垮台,大祸临头,家中奴婢因恐惧多半逃散,将值钱的东西也差不多尽行卷走。又有锦衣卫的“缇骑”兵卒跟在车后,一路追逼催赶,把车上的行李包裹也抢夺一空。
出了都门二十多里,全家饥渴交加,才在路边一个野店歇下来,吃了一点东西。
时人叹:“大臣去国,未有狼籍至此者。”(《明史窃》)片言论获罪,如叱一奴!
宦海若此,生又何益!
不过,尽管中国哲学奉行“狗眼看人低”原则,终有几个忠直之士不怕天威难测,前往宣武门,与高老泣别。
这一日,正是立秋。
一路秋风,千里黄尘。谁人得识君?
清流诗人嵇元甫那时候尚年轻,与高拱交厚,送别高拱后,痛极,赋诗一首——
单车去国路悠悠,绿树蝉鸣又早秋。燕市伤心供帐薄,凤城回首暮云留。徒闻后骑喧乘传,不见群众疏请留。三载布衣门下客,送君垂泪过卢沟!
我没见过五百年的帝皇功业留在了哪里,但只见五百年的布衣友情永为佐证。
高老,有这一掬别泪在此,人生足矣!
却说高拱一家继续前行,来到了良乡真空寺,当地即有亲朋故旧闻讯赶来接风送饭。高拱心稍安。下得车来,随友人步入寺内,就见一小吏手持文书也匆匆跟进。高拱不由一惊:难道皇上又要加罪了?
一问之下,才知这是张居正派来的何文书。何文书把一个驰驿勘合(凭证)交给高拱,说:“这是老爷您的乘车证明。我们张爷早就票拟请旨准许您坐车,证明也早就写好了伺候着,圣旨一下,就给你送来了。”
话说得滴水不漏,在情在理。
高拱仍意气不改,瞟了一眼勘合,冷笑一声:“他怎么知道皇上一定会准?他怎么就知道不会再有‘党护负国’的责备了?他真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干不成的!”说着,一句河南话就脱口而出,“这不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吗?”
吃罢饭,高拱负气,不肯去坐驿车,还想登上骡车。送别的亲友再三相劝,说皇上的恩典不好违背,他这才去坐了官家的车子。
他离开了旋涡的中心,京中仍未平静。
此时正在家养病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听说政变发生,大惊,但也无法,惟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
高仪为人清廉淡泊,家里遭火灾后竟无钱重修,寄居在他人屋舍内。死后,险些因家贫而无法下葬。
时穷节乃见。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魏学曾,不忿自己的老司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张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他在信中说:“邯郸一别,匆匆若失,今已一月矣。京中人情事态,俨然如隔代,不忍见,不忍言!”他再三告诫高拱,“且闭门谢客,绝口勿言时事,过几月再说,如何?”殷殷之情,流露纸上。
朝中皆狗眼,独有高士鸣。
高拱是个经历过几仆几起的政坛大老,且一贯是有仇必报。朝野间很多人对驱高也甚觉突兀,不平之气弥漫上下。所以像冯保者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高老东山再起,自己的脑袋还稳不稳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样的局势,对高拱来说,仍是十分险恶。“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未必仅仅是好友的担忧。
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哉其行!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远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老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本来优势已随隆庆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括,一朝覆亡。
他虽有分化对方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成了泄露机密之举,激成冯保势必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大开大阖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不明白: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自喜小人弄权,人家不怕自坏长城,人家甘受大厦倾倒、子孙授首的后果,与你又何干?仅逐你出都门自去逍遥,已是很给你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自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潜在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起而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使以“狗眼”视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以至后来的张居正。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越千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久远和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只可叹今之文人无状,为捧张居正,竟无端将高拱描黑成小丑,曲笔臧否,颠倒成篇。更有所谓“学者”,以拼凑专著哄抬张居正,竟将隆庆弥留之际紧握高拱之手的史实,篡改为“紧握张居正之手”。还侈谈什么知古鉴今?斯文扫地者,无过于今!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获得一片清平。两天后,小皇帝万历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做“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时候,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让他跪到自己的宝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办公室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为万岁爷服务!)。
万历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力辅佐。父皇说过,先生是忠臣啊。”
张居正感动得再三叩头,几乎不能仰视,伏在地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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