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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乃是才华超群所致。当了首辅之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为权力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位居己下的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所谓“不世之才”，就是指几百年出一个、甚至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
环顾大明浩瀚疆土，傲视天下万千苍生，谁行？谁配？
但是他忘记了，凡上天赋予一生灵以头脑，就有他的好恶，就有他的尊严。
屈居在你之下，或者因时运不佳，或是机遇尚未到。没有谁能把一个人真正看做是一尊神。
在夺情风波中，张居正的“楷模”形象被滔滔议论瓦解了。他第一次惊讶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权威，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吝自己的笑容。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恶毒的评价加在你的身上。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完美。
文渊阁往日的宁静飘然远去，张居正骤然感到自己是走在荆棘丛中。人心，不可测。不仅是门生能够反目，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居然也会背叛。
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权力。惟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须能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
反之，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逐高拱时，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肚量。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令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张居正的今日，变成了他曾在昨日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病易，剜自身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后来到了万历十三年，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求永停闰察。”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了。张居正再不想陷入朝议的汪洋大海，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
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中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礼部尚书陆树声，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亦是一样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
他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尤其是张四维对老上级高拱的结局深感不平，常怀为其平反之心。
这些过节，导致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成了推翻张居正既定政策最有力的人之一。
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张居正蔑视同僚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其死后，这个班子不但没起到延续政策的作用，反而成了迅速埋葬他改革成果的掘墓人。
所有这一切不祥之兆，眼下都还在隐伏中。
张居正把反夺情的风潮压下去后，益发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情况很不错，万历皇帝似乎更加信任首辅先生了，所有写给张居正的手札，都称之为“先生”，此乃大明朝前所未有。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以萧何、张良自居。
他一面对万历有倨傲之态（以此镇住小皇帝），一面对冯保却卑词逢迎，认为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自己便是江山永坐。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
此次回乡，除了安葬父亲，也有衣锦还乡之意。
岁月匆匆追逝水，明镜怎奈华发？距离他上次翰林院毕业时请假回乡，竟已是19年过去了！
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
张居正在行前，对朝中有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做了周密的分析。特别是有可能入阁的人，都特别加以提防，以备万一。数一数，在野士人中威望最高的当属高拱，但高拱在万历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因此可以放心。还有一个曾大闹过内阁的前阁老殷仕詹，则要加倍防范。此外就是徐阶，徐年事已高，不用防备，他在家乡处境又不好，张居正曾考虑推荐徐阶回来，甚至已经给徐老爷子发了信去。但一想到那样的话，自己就要让出首辅位置了，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断了此念，还是推荐了马自强和申时行——两个三流人才，远不足以为虑。
人事安排好后，张居正便进宫去向万历辞行。那一天，万历在文华殿听课。君臣相见，心里都老大的不忍。
万历说：“先生近前来些！”
张居正走上两步。
万历殷切叮嘱说：“圣母与朕意，原是不放先生回的，因怕先生太伤心了，才特此允许。先生到家了，就快些回。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张居正连忙叩头谢恩：“臣犬马之心，无时不在皇上左右。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望千万注意。此外这几年皇上把什么事都交给臣做，今后皇上要自己留心了。各衙门奏章，一定要自己看，亲自裁决。难办的事，就召内阁的臣子来，商量好了再办。”
万历说：“先生至忠，朕知道了。”
张居正顿了顿，又说：“臣目前还带着孝，不便到宫门叩谢圣母，望皇上代为转达。”
万历微微叹一声，说：“知道了。先生到家，不要过哀啊。”
张居正心头一颤，不禁伏地痛哭起来。
万历忙劝道：“先生不要悲哀……”
说着，他自己也哭起来了。
两人就像即将久别一样，相对垂泪。
久之，张居正起身告辞了。
万历抹了抹泪，对左右太监说：“我有好些话，要对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也忍不住，说不得了！”
李太后那里，也派了太监给张居正送来银制“八宝豆叶”60两，以备路上赏人用。太后和他儿子一样，都是念兹在兹，生恐张居正回来得迟了。
三月十三日，张居正离京上路，时百官都来列队送行，居正一一拜别。万历还特派司礼监太监张宏到京郊为首相饯行。
按照惯例，元辅因故离职，次辅可相机主政。但万历给内阁发了一个帖子，说“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吕调阳知道小皇帝这是信不过他，郁闷之极。
张居正走后，恰逢辽东有所谓“长定堡大捷”奏报，万历将之归功于张居正，遂甩开内阁，派太监使者快马至江陵，请张居正亲自制定封赏条例。
吕调阳觉得颜面扫地，遂告病假在家，又一次提出辞呈，但万历不许。
皇上对张居正眷顾如此，天地间还有何等荣耀值得羡慕！
张居正顾盼得意，眺望万里春光，觉得整个大明的政治中心，都在随着他缓缓南下了。
这次还乡团的阵容极为壮观，兵部特派一千骑禁军作为警卫随从，队伍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