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经传的英国上尉就把整个阿拉伯世界团结了起来，在阿拉伯半岛上挑战强大的土耳其，几乎改变了战局。
在以色列看来，中国出兵中东，最大的价值就是提振阿拉伯世界的士气。
如果换成美军来打，肯定会在这个时候放弃进攻的想法，转为全面战略防御。
只是，在以色列军队的教条中，根本没有“防御”这个词。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军人更清楚以色列的处境。
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丢掉了大半个戈兰高地，其狭小的国土，又不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防御作战。以色列要想生存，就得进攻，而且得打出成效来，通过进攻来获得战略防御必须的纵深。
如此一来，美国答应援助的六个旅的主战装备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有了这六个装甲旅，以色列国防军就能在稳守西奈半岛的情况下，在戈兰高地与约旦河方向上发动进攻。如果没有这六个装甲旅，以军在稳守西奈半岛之后，最多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发动进攻。
按照以军总参谋部的判断，仅在一个方向上发动进攻，不足以达到战略目的。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当时以军已经制订了全面入侵约旦的作战计划，而且坚信约旦会在不久之后向以色列宣战。
事实上，打到这个时候，约旦是否参战已经不重要了。
以军要想绕过戈兰高地上的叙军，就得渡过约旦河，从南面攻击叙军侧翼。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把握迅速取得突破，也才有机会在中国军队全力投入战斗之前击溃叙军，获得决定性胜利。
第三十一章 政治变更
第三十一章 政治变更
十一月九日，以色列国防部把修改后的作战计划递交给了美国国防部。
当天下午，在请示了卢卡斯之后，康拉德批准了援以方案，运载着六个装甲旅主战装备的船队在当天晚上出港。
虽然麦卡锡与乔丹一直在推卸责任，但是两人都没有否认现实。
当时，两人都表示支持以色列的作战方案，即借道约旦，从南面撕开叙利亚国防军的边境防线，然后沿着安曼到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向北推进，首先围歼聚集在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再进行右翼包抄，包围大马士革。如果一切顺利，以军将在占领大马士革之后回头收拾约旦。
可以说，该计划非常大胆，也充满了想像力，在战术上更是无懈可击。
问题是，不管是以军、还是麦卡锡与乔丹，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这么打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要知道，到这个时候，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不是不同情埃及与叙利亚，而是认为埃叙与以色列的争端源自第五次中东战争，属于旧有矛盾，因此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无关。
显然，约旦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即便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约旦也保持中立，而且还在战后为促成双方和解做出了重大贡献。
相对而言，约旦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一直比较好。
如果以色列悍然入侵约旦，除了导致约旦参战之外，只会有一个后果，即使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仇敌忾。
十一月十日，拿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以军作战计划，康拉德就去找到了卢卡斯。
在总统面前，康拉德全面陈述了入侵约旦的风险与危害，希望总统能够出面干预，让以色列不要这么做。
当时，康拉德还提到，以色列与其借道约旦，还不如借道黎巴嫩。
不管怎么说，黎巴嫩不是阿拉伯国家，而且一直是中东矛盾的热点地区，以色列进军黎巴嫩的政治风险低得多。
卢卡斯被说服了，当即就给以色列总理打了电话。
显然，以色列总理不会忽视美国总统的建议，因此以色列总参谋部就不得不在作战计划上再做权衡。
问题是，借道黎巴嫩，对以军没有任何帮助。
要知道，黎巴嫩南部地区在真主党的控制之下，而真主党的大老板就是叙利亚。此外以军还必须经过贝卡谷地才能迂回到叙利亚的战略防线后方，而以军能否及时控制贝卡谷地还是个未知数。如果进军贝卡谷地的行动受到影响，叙军就会抢先一步，把这里变成以军的坟场。事实上，即便一切顺利，以军成功通过了贝卡谷地，也将在转为向东进军的时候遭遇叙利亚国防军的主力部队，因为叙军有足够的时间在霍姆斯加强防御部署，更有足够的能力打一场内线战争。对以军来说，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贝卡谷地只有一条公路，后勤保障将是天大的难题。
当时，以军总参谋长、兼陆军参谋长巴拉姆就提到，进军黎巴嫩是自寻死路，坚决不肯修改已经制订好的作战计划，甚至以辞职做威胁。
以色列总理没有接受巴拉姆的辞职请求，只是让他延迟几天发起进攻。
这个时候，美国这边也炸锅了。
得知康拉德通过卢卡斯干预以军的作战行动之后，麦卡锡怒不可遏，当天就向卢卡斯提出了辞职请求。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让国务卿来指挥军队该怎么作战，他这个国防部长又该干什么呢？
这次，支持麦卡锡的不仅仅有乔丹上将，还有其他三位参谋长。
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国务院的手伸得太长了，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总统必须明确国防部与国务院的职责。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卢卡斯的政治手腕再次遭到质疑。
当天，他向麦卡锡表示，给以色列总理打电话是他的意思，与康拉德没有关系，而且国务卿也没有越权。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卢卡斯是想袒护康拉德。
这也无可厚非，康拉德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而且国内的动员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少了康拉德肯定会困难重重。
问题是，这种袒护某一方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变得更严重。
十一月十一日，麦卡锡再次提交辞呈，乔丹、阿诺德、马歇尔与里梅尔也同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
也就是说，军方以总辞呈的方式向总统施压。
当时，麦卡锡明确表示，如果不可能制止康拉德的越权行为，国防部就无法正常运转。
事实上，这已经在暗示必须卢卡斯，只能在国防部长与国务卿之间选择一个。
这下，卢卡斯没辙了。
没有康拉德，动员会受到影响，可是没有了五位主要军事负责人，美军就会瘫痪，至少会受到严重影响。
当天晚上，卢卡斯召见了康拉德。
十一月十二日，康拉德正式提交辞呈，卢卡斯立即就批准了，随即任命国家外交顾问斯科菲尔德为国务卿，由财政部长伯克莱利负责组建“战争动员委员会”，全权负责战争动员工作。
这是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次政局变更。
按照后来的评价，这次变更的好处大于坏处，主要就是消除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而且明确了军事、外交与经济的职责范围。但是客观的讲，这轮政权变更的驶作俑者就是卢卡斯。
说得直接一点，问题不在康拉德与麦卡锡身上，而是在卢卡斯身上。
作为总统，卢卡斯最需要的就是驾驭能力，而他却缺乏这个能力，或者说没能把总统的权力发挥出来。如果他擅长处理部属之间的关系，知道如何化解各个部门的矛盾，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事实上，从能力上讲，康拉德远超斯科菲尔德与伯克莱利。
对美国来说，康拉德离开国务院，是战争初期最大的损失。击败康拉德的，不是国外的敌人，而是国内的敌人。
战后，一些人甚至认为，正是康拉德离职，使美国错失了在两年之内打败中国的机会。
按照这些人的观点，以康拉德的能力，肯定能在二零五三年六月之前，把美国带上战争轨道，而继任的斯科菲尔德、以及负责战争动员的伯克莱利都欠缺必要的手段，导致美国的战争动员工作大受影响。即便在外交领域，斯科菲尔德根本没有康拉德的影响力，从而导致美国的同盟关系出现了动摇。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卢卡斯应该在十二月十日接受麦卡锡辞职。
在这些人看来，少了麦卡锡，美军照样玩得转，而且乔丹等将领在当天并没表示将与麦卡锡一起辞职。
不管怎么说，卢卡斯至少解决了当前危机。
康拉德辞职的时候，以色列战时内阁批准了巴拉姆的作战计划，即借道约旦，从南面攻击叙军防线。
只是，这个时候，巴拉姆不干了。
原因很简单，已经有足够多的情报表明，中国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已经在大马士革南部地区部署就位，而且其先头部队已经加强了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防线。一支深入到苏韦达省的以军侦察兵还在这里发现了中国陆军的突击集群，只是事后证明，当时在苏韦达省活动的只是一支勘测与工程部队。
根据中国陆军的作战记录，蒋博文少将的第一个安排就是扩大叙军防线，在苏韦达省设立新的防区。也就是说，蒋博文少将已经对以军的部署产生警觉，意识到以军很有可能从约旦打过来。
摆在巴拉姆面前的现实是：就算借道约旦，也不见得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要知道，第十三集团军的总兵力在四万人以上，相当于八个以军旅，而且其装甲力量明显强于以军。
真要在叙利亚南部地区与第十三集团军决战，巴拉姆没有多大取胜的把握。
受此影响，在十一月十三日，巴拉姆主动提出了两线进攻方案，即在约旦方向保持足够多的进攻力量的前提下，在黎巴嫩方向上发动一次佯攻，设法引开第十三集团军，然后再在南面发动突击。
问题是，这样一来，等于要在三个方向上发动进攻。
要知道，巴拉姆只准备在两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即在戈兰高地上强攻，在约旦方向上快速突击。按照他之前制订的计划，美国援助装备组建的六个旅，将用在戈兰高地上，充当进攻的预备队，并且在不利的情况下负责守卫戈兰高地防线。现在要在三个方向上进攻，这六个旅必须在第一时间投入战斗，而不是等到进攻之后再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