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细节。老师在评讲学生作文时采取了让学生自己评的办法，因为内容有些千篇一律，所以同学们完全忽略了内容，开始评论起谁的语言较好，谁的结构安排较合理，老师最后在总结时说，这次作文总体是失败的，因为这个材料没有真正唤起孩子对母亲的爱和回报。学生们只是在回忆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关心和体贴，没有写出自己对母亲的感激和报答。老师说一个母亲爱一个孩子能爱到死去，而一个孩子只会对这种爱表示接受，而不懂得回报。”说到这里，蒋红兵停了下来，他望着三位法官，叹了一口气后才接着往下说，“这个小故事让我感动也让我悲哀。我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母亲死时我还只有八个月，我没有享受到母爱，但我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完美的身体。我还要感谢我的二姐，是她像母亲一样把我拉扯大。我本不打算跟你们说我下面要讲的一些事的，但我梦到了我的母亲。其实我没有一点我母亲的印象，我梦中的母亲就是我的二姐。我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到今天为止，我做了多少梦我不记得了，但我梦到母亲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第二次就是前两天，如果不梦到我母亲，不想起这个小故事，也许我不会提前讲，只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刻去讲。”说到这里，蒋红兵端起咖啡一饮而尽，“谢谢你们，给我买来这么好的咖啡，你们很懂‘人文关怀’，让我感动，这人一感动，就愿意配合。”
“蒋红兵，那我们真要感谢你做了这么一个好梦，也感谢那位老师，否则，你就只能戴上抢劫杀人的大帽奔赴刑场了，你说是不是？”常富波调侃了一句，他想让气氛尽量平和一些，就像谈家事一般，让蒋红兵讲出一点实在的东西。
蒋红兵听后，想了想才说：“那你们意思是说我因为害怕死才去说点什么，准备苟延残喘地多活些日子吗？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那我就实在没有必要去说了，我一点也不惧怕死亡，如果我惧怕死亡，就不会去抢银行。我只是想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劫银行是一种什么滋味，就是想尝尝是什么滋味。你们或许认为我这是一种变态或病态，其实你们睁眼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哪儿不存在病态的人们？世界哪个角落不都是如此？去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消失不就印证了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病态的人们？美国人把自己作为世界警察到处去‘救火’，你能说小布什不是发病了吗？名人们一发病整个人类就要遭殃，我？发了一点小病，就让这个社会震惊了，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早知如此，我应该把事情做得更大一点。”蒋红兵见常富波他们都不说话，又笑了一下，“我是不是扯远了？”
“不，没有扯远，我们今天来这儿已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说什么，我们都会洗耳恭听，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常富波转动着手中的钢笔说。
“你们不打算询问我了？”
常富波摇摇头，“不，听了你的陈述后我们会问的。”
“你们知道，我养活了一大批病态的官员，你们听清楚，我没有说大批贪官，而是说一大批病态的官员。他们是不是贪官不能由我说了算，应该由你们去定，在我生活的字典里没有贪官二字，只有病态的人们、病态的官员。我很早就想写一本书，这个书名我都想好了，就一个字，叫《病》，我后悔考大学时报错了志愿，我不应该去学什么土木建筑，而应该学医，但是学医了以后又有什么用？鲁迅是学医的，他改行从文，他想医治更多人的‘病’，但又怎么样？没用。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上半年我们这个城市来了一个叫罗大佑的台湾人，他原来也是学医的，而且他的整个家族几乎都是从事医学行业的，但他发现他医治不了几个人，便想用歌声疗治受伤的人们。可以说，罗大佑用他的歌曲感动并影响了几代人，受他影响最深的要数我们这些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人。我要感谢他的歌曲，读大学时，我心情不是太好，他的歌曲《童年》、《亚细亚的孤儿》、《爱的箴言》等等，深刻地表达了我们青春期的那种情绪，是一种不分地点和时间的永恒的感动。他的歌曲医治了我少年时代一些病态的行为，所以，这次罗大佑来我们这个城市举行演唱会，我去了。听到他的那些熟悉的歌曲，我很激动，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人听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后，马上用手机拨通了他过去女友家的电话，让已为人母的她在电话中听了半场演唱会，后来我问那男人，那男人说他们曾经在大学时期是一对恋人，后来因种种原因分手了，各自有了家。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其实那不叫初恋，仅仅是我的单相思，因为我家很穷，而那个女生的家庭条件非常好，我没有资格去追求她。”说到这里，蒋红兵的眼睛湿润了，他指指梅雨媚说：“那个女生与她很相像，只是没有那么高挑。”说完，蒋红兵叹了一口气：“我从没有向那女生表白过，但我要像感谢罗大佑的歌曲那样感谢她，罗大佑的歌曲和对那女生的幻想，医治了我少年时代不少病态行为。我听了罗大佑演唱会，以为他的那些怀旧的歌曲会重新医治我现在的病态行为，但我发现不行了，他的歌曲不仅没有医治我病态的不法行为，更加深了我病态行为的裂变，让我更加怀念我的大学生活，仇视当今的社会，仇视那些病态的官僚，最后让我走入极端。”
“蒋红兵，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病态的东西难道不是你们这些病态的人们惯成的吗？如果我们每个公民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医治这些病态，遏制这些病态，不是可以净化我们这个社会吗？难道你没有责任？”梅雨媚有点烦躁了，说了半天，蒋红兵都还没有涉及到案情的实质。
“不用急！”常富波用手肘碰了一下梅雨媚后，低声说道。常富波认为蒋红兵很有点思想，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蒋红兵说个够，像他这样有点思想的人，在看守所呆了一段时间，是需要语言的发泄的，但他又不想让蒋红兵把话题扯得太远。他指指放在蒋红兵面前的茶杯说，“喝吧，凉了就不好喝了，喝完了，我们帮你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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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红兵听了，端起咖啡一饮而尽，梅雨媚见状，起身又给他冲了一杯，蒋红兵朝她点点头，说了一句：“谢谢！不好意思让您动手！”
“蒋红兵，我很想听听你对行贿者持个什么态度？”常富波将话题转到他的思路上来了。
“行贿？”蒋红兵看着冒着热气的咖啡，垂下了眼睑，表情有点古怪，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说道：“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不是法学专家，但作为一个商人，我可以谈点看法，为什么会有行贿者？首先是有受贿者，现在办什么事情，都需要请请客送送礼，这已成为一种风气，也可以说成为当今的一种游戏规则，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办事情就会遇到很多障碍。其实，行贿者在这一风气或游戏规则中是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为什么愿意拿钱向他人行贿？不知你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人啊，一是用针刺自己的肉很痛；二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人很心痛。没有一个企业经营者愿意主动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出来行贿给他人的，他要是忍痛这么做了，正是因为对方手中掌握了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大权，通过行贿换取权力的支持后，他便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受害者，每次我在给别人送钱去时，我就在想还会有下一次吗？”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行贿的？”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你向一些什么人行过贿？”常富波终于问到了实处。
“这和你们审理我的抢劫杀人案有什么关系？”
“那你要我们来干什么？你抢劫杀人案我们在开庭时会让你说一个够的，现在我们来找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很清楚吗？”梅雨媚觉得蒋红兵在戏耍他们，心中不禁有点烦了。
“法官同志，你要沉得住气，什么事都急不得，不是有句俗话，叫什么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吗？我在这方面就吃过亏，如果我不心急也不会坐在这里，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今天我不坐在这里，或许明天，或许后天我还会到这儿来。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我的明劫与那些病态的人的暗劫究竟有什么区别。”
“蒋红兵，你别扯远了，你开始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那故事很精彩，但我没弄明白，你的故事将会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想是不是这样的，你投入很多，但你却没有收获，那些你所讲的病态的官员不懂得怎么回报你，于是，你便开始了报复社会，想证明你想证明的什么明劫与暗劫有什么不同，我想问问，你尝试了一个什么结果？体味出了什么？”常富波抽出一支烟，问蒋红兵抽不抽，蒋红兵摆摆手，说烟的档次太低，常富波听了，笑笑，自己点燃，美滋滋地抽了一口。
“没有体味出什么，但让我更感觉空虚。说句实话，我并不想要别人真正回报什么，我也不乞求别人的回报，但我这个人讲感情。我进监后，除了我的二姐、二姐夫他们来探望过外，其他人没来过，特别是那些得到过很大利益的人似乎忘记了我这个人，他们都希望我早点离开这个世界。我现在想通了，不再乞求他们来探望了。我记得有一位官员在北京开会时病了，我听说后，专程进京去看他，他很感动。我是第一个从德沙赶过去看他的人，我与他的关系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他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