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不然，哪天，父亲要是提出了离婚，打她一个措手不及，她连动脑筋想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女儿态度不满，两个儿子却是不管不问不在意的。女儿的提示，叫秦秋凤心里打鼓，她是怕丈夫离婚的，她这五十多岁的女人了，又没文化，离婚了谁会要她呢？更主要的是，离婚掉价呀，她娘家人就会瞧不起她。想得多了，她终于在孩子们都去上班了，而卞金利在家的时候，问了起来。问的时候，话说得磕磕绊绊的，胆怯似的。卞金利毫不避讳地承认了他在外面找女人的事。过后，看着秦秋凤，故意问：你咋想的？秦秋凤低着头说：你只要不跟我离婚，我不管你。卞金利自嘲地一笑，说：你管也管不了我。你别管了，我也不和你离婚，你就放心吧。那些女人看上的是我的钱，我怎么能要她们呢？再说，我现在的劲不过是“回光返照”的劲，落下去早晚的事，我“花”也“花”不了多长时间。说罢，卞金利拿上他的皮包，就走了，一副交代完公务的样子。秦秋凤心里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她想，只要不离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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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婵说：一个孩子太少（1）
全婵和卞金荣结婚一年多后，全婵生了个儿子，取名“卞梦飞”。卞金荣的父母岁数大，难有精力带得动孩子了，他们就将儿子卞梦飞交给了全婵的父母带。孩子有人带了，全婵和卞金荣就专心去经营他们的牛肉面馆了。
卞金荣的牛肉面馆，连同厨房，面积只有二十三四平方米，紧紧凑凑摆了八张桌椅。面馆虽小，但它的位置临近长途汽车站，又在市中心，所以开业以来，一直生意红火；吃饭时间座位满员后，很多人就捧着碗面，蹲在面馆的门口，哧溜哧溜地吃了起来。外表大大气气的卞金荣，似乎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他很会精打细算。按照他的牛肉面馆的规模和生意繁忙程度，应该是有五个佣工才合适的。但卞金荣只招了三个佣工，两个负责和面、拉面，另一个打杂。短出的两个位置，就由他和全婵补上了。这样，他们就等于每个月省出了两份工钱，一个佣工每月的工钱在四五十元左右，他们一个月也就省出了近一百元的钱。一百元在八十年代初期比一个干部的月工资都要高些，不少的。他们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就是他们宁可辛苦死，也要多多挣钱；钱是为自己挣，动力就是无穷的。他们补上那两个位置，就使他们每天忙上加忙了，少有闲下来的时间。在面馆营业的时间，他们是有分工的，全婵主要负责收钱开票，卞金荣是什么都干，哪儿忙不过来，他就插手在哪儿，收拾桌子、洗碗、切菜、给客人盛汤添作料的，他既是老板，也是杂工。忙过晚餐，他们也是不能清闲，还要忙着烤第二天的发面饼，客人吃面一般都是习惯搭一块烤饼吃的，那样才觉得吃得充足，烤饼是家家牛肉面馆都必有的。烤饼不在三个佣工的工作范畴，叫佣工干就要加钱了；钱是省给自己的，他们辛苦些在所不惜。每天，等他们烤完烧饼，都是过了夜里十二点。两个人就都住在了牛肉面馆旁边租来的小平房。第二天一清早，还想多睡的他们不得不赶紧起来，打起精神去经营他们的牛肉面馆。
卞金荣和全婵从结婚后，就是每天这样忙过来的。他们没有时间柔情蜜意，更没有精力相互煽情，他们没有什么心动波澜的情火燃烧，不需要磨合，就直接进入到了协作状态，他们在一起为协作而协作，协作一心的过程中他们相互之间最为满意；他们是夫妻，更是相依相辅的好合作伙伴。每天躺下的时候，他们都是浑身疲累的，床上的事，他们的心情都是有点儿有一搭无一搭的，来了，就直奔主题。这方面永远是卞金荣在主动，他需要的时候，眼睛并没有放光，反倒是闭着眼睛，蒙混过关到沉醉了事，过后，他疲劳得说睡就睡着了，睡得深沉；而全婵恰恰相反，身子下面被那事刺激得疼痛烧灼，原来的困意全消，她睁大眼睛痛苦地盯着屋顶，她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把这事当美事呢？她再痛苦，也得忍，为了怀孩子，更是为了卞金荣理所应当的需要；有那事，他们才像夫妻，她是妻子，就甘心承受吧。儿子“卞梦飞”就是在这种痛苦中孕育起来的。卞金荣对床上的事，也不是每次都要，他不要的时候，全婵是高兴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把力气集中到了谈话中，他们的话题就是算计他们的生意，先总结一下，他们是比昨天挣多了，还是挣少了；然后是发现问题说问题，没有问题就想发展，琢磨着应当进一步去赚更多的钱。说到赚钱上，他们的眼睛都会放光，对他们的生意是充满期望的。他们的生意要发展前进，就得一步一步地向大了做。
生了卞梦飞后不久，他们就将生意扩大了一些。扩大不是在门面上，是在项目上。只卖牛肉拉面让他们觉得有些单一了。他们在早餐上，增加了油条、豆浆、小笼包子、大米粥；中午和晚上，增加了几种冷盘小菜，有煮五香花生米、拌海带丝、拌土豆丝、五香牛肉、酸辣白菜等，主食上增加了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项目上扩大了，他们就又招进了两名佣工。但卞金荣和全婵繁忙的程度并没有减轻，全婵依然主要负责开票收钱，卞金荣还是一边监督着，一边顶一个人似的充当着杂工的角色。生意扩大了，钱自然赚得就比以前多了。刨去成本和一切该刨去的开销，他们平均每个月能够净挣三四百元左右，相当于挣了四五个人的工资。
钱越是挣得多，他们越是舍不得花，这是辛苦钱，花起来就像放他们的心血了。他们对自己都是很节俭的，吃上好办，牛肉面馆做的，他们就跟着吃了，久吃口味单调，他们也从不额外花一分钱去买其他食物改善口味的。改善口味只在偶尔回到双方的父母家。在穿上用上，他们比一般的双职工还要节省，只要有衣服穿有衣服换，他们都不买新的，他们的衣服是换季不换年，前年的同一个季节，他们穿的是哪些衣服，去年、今年的这个季节就还是穿的哪些衣服；即使过年，他们也不是年年穿新衣服的，而是两年才更新一次。他们的心理很平衡，说他们在牛肉面馆要干活，又不是做展览，穿得好了，反倒是糟践了衣服。他们用的日用品，牙刷、牙膏、毛巾、肥皂、香皂等等，都是同类产品中价钱最低的，并且他们都是使用到了极限，牙刷要用到刷毛全部翻倒；用剩的香皂头、肥皂头，他们不会扔掉，积攒到一起，再捏成一团，成为一块肥皂用。可以说他们挣的钱除了花给父母，花给孩子些，极少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节约的程度与前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婵说：一个孩子太少（2）
那么节俭，他们就能存下来钱了。他们有计划地想，每个月至少要保证存上三百块钱。他们这么兢兢业业地积攒金钱，不是为攒而攒，他们是有目标的。他们想将钱攒到一定数目，他们就要真正地扩大生意了，面馆要改成餐馆，不仅是项目上的扩，门面更要扩。他们设想，比现在面馆的使用面积，要扩大一倍多，至少能够摆出二十张桌椅的。到时，他们就要重新选择地段重新租赁门面了，地段还是要在市中心。他们拼命地攒钱，就是为了用在那一天的。
一年年，他们矢志不渝地积攒着挣到手的钱，三年后，他们就攒下了一万五千多块钱。加上之前他们存的三千多块钱，他们觉得这钱是够用来周转扩大门面的了。
“选场”的事是由卞金荣担当的。为此，卞金荣每天都要出去寻找合适的“门面”，他们又雇了个小工，顶替卞金荣原来杂工的位置了。卞金荣出去看，有时是有目标的，是事先在报纸上查看到的招租广告；没有目标的，就是按照心中目标去找了。看了找了两个多星期，也没有看上、找上合适的门面，要么是地段不好，说是在市中心，去了一看，不在临街，是在巷子深处的；要么门面面积大小不合心意，过小过大的都有，就是没有他们想要的面积；有稍微感到合适的，租金又过高了，以他们现有的实力，是负担不起的。没有找上合适饭馆的门面，卞金荣却看上了一家正要转租的服装店。他无意中经过这家门市时，看到它的门上贴了一张出租小广告，看上面的价钱，卞金荣算了算，是比他们预算租赁餐馆的价钱要便宜些，而服装店所在的地段，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是再好不过的位置了。卞金荣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兴奋，他以他生意人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他不抓住的话，马上就会被其他人抢走的！当即，卞金荣就决定了租赁这个服装店。很快，他又起了疑惑，想这么好的店，为什么老板轻易地就放弃租赁了呢？也许这里面是有一些藏在暗地里“背气”的原因吧，他们做生意的，很讲“迷信”的东西，“吉利”与“晦气”是被看作“走运”和“不走运”的关键。卞金荣找到老板，想了解个究竟。老板看起来有喜事似的，满脸的兴奋，他操着上海口音，说他要回上海了，上海有更好的事等着他呢。一旁的服务员，笑着接话说：老板回上海继承遗产，要当更大的老板了。老板笑着对卞金荣说，这个位置生意好做啊，你是够有福的，这个广告才贴出来不到半个小时，不信，你摸摸，那上面的糨糊还没有干透呢。不然，被更多人看到，和你争的人就有了。卞金荣真的就摸了一下，果然上面还有些潮乎乎的感觉。卞金荣兴奋之极，说他是租定了这个店。随后，卞金荣立即就赶到服装店辖地的市场管理局，办了登记。由于要等上海商人撤租的手续办完才能给卞金荣办租赁手续，正式经营上服装店要在两三个月后。
租赁服装店的事和全婵一说，全婵更是兴奋，开玩笑说开服装店比牛肉面馆好，他们的身上不会再整天地飘满牛肉面汤的味了；并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