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会半信半疑了他嘴上说的。
他既然吹牛父母是干部，就要像个干部子女的样子。像干部子女的最明显标志应该体现在穿得好和手里有比别人多的零花钱上；穿得好，零花钱多，就意味着做干部父母的工资高，工资高，家庭条件自然要比普通人家好。懂了虚荣的董安凡就是这样想的。他的虚荣没有受到父母的批评，尤其是母亲卞银朵，还高兴他对同学的吹嘘。儿子能把她说成大干部，卞银朵心里就有了种自以为真是的感觉。她再平凡，也是心气不一般的人，本来她从小心理上就是个低不就的人，高不成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子的虚荣也是她的虚荣。父亲黑子心里是不支持儿子的“胡说”，自己和卞银朵，样子上看都看得出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人，觉得儿子那么跟人“吹”，是叫他没有脸抬头的。但是，他害怕老婆，卞银朵怎么表现，他表面上没有直接的顺应，也只能以沉默表示顺应了。
卞银朵支持儿子的虚荣，付诸行动。在给董安凡花钱上，她是不犹豫的，儿子说穿什么样的衣服、裤子、鞋子在同学中是属于上乘的，她就给儿子买什么样的；儿子说手里有多少零花钱才像个干部子女，她就给儿子多少零花钱。除了要大方地给儿子花，卞银朵自己本来就是个喜欢吃好，穿好，不懂节俭持家的人。这样，她和丈夫黑子本来工资就不高，这样“大方”地花钱，每个月她和黑子的工资和奖金都被花空，再没有存过一分钱。有时，都熬不到发工资，钱就被花没了，就只好从过去存下来的存款中“贴补”。那些存款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其中有一千多块钱是儿子每年得到的压岁钱。黑子操心想未来，对卞银朵说这样大手大脚地生活是危险的，将来拿什么供儿子上大学呢？卞银朵就说还早，等儿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他们再好好存钱，一年随随便便就能把儿子一年的花费存出来了。黑子说她想得容易。卞银朵就说不行了朝我爸我妈和你爸你妈要。说着就举出了几个同事的父母总是为儿女贴补的例子，说花父母的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还没有等到董安凡上高中，卞银朵和黑子就提前向他们各自的父母伸手要钱了。1994年，卞银朵和黑子先后下岗。他们的突然下岗令董安凡的干部子女身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这一年他上初中二年级。父母下岗后，母亲卞银朵对儿子不客气地说，今后一分钱零花钱也不能给他了，他在家能吃饱喝足就不错了。董安凡说他这样的话，就会被同学识破身份的。卞银朵像换了个人似的，破口大骂道：呸！你爸你妈现在都没有饭吃了，你还当个狗屁干部子女！董安凡瞬间就感到了家里经济情况的严重性了。之前他还以为只是稍微下降了点罢了。没有了零花钱，董安凡也会说，他对同学吹牛说，他已经吃腻了玩腻了，对买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手里有零花钱了。
道琼斯说：你去看看，我家有多穷（2）
卞银朵和黑子下岗后，他们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元的生活补贴。卞银朵的父母每月给女儿贴补二百元，黑子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他父亲是退休工人，退休金才有五百多块钱，就只能从牙缝里省出一百元给儿子贴补。卞银朵不平衡也不能奈何，婆家的情况摆在那里的，骂只能骂自己找了个没本事的丈夫了。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再找工作是难的，因为有父母的贴补，他们找工作的心也不迫切，有点慢条斯理的。没有工作，他们就在家，一天天晃悠过去了。
一家三口，每个月有五百元的生活费，比原来卞银朵和黑子的基本收入只少了三百多块钱。按理，省着点花是够的。可卞银朵依然不省，想吃什么了，还是去买，绝不委屈自己的一张嘴巴的。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然后，又是动存折上的钱。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真正要用大钱的时候来了。一年后，单位的住房实行了商品化，他们的住房在规定时间内，要买下来的，否则就得给人家腾房子走人。他们的房钱是一万二千多元。这数目不算大，但对他们就是一笔大数字。他们的存折上，这时只有不到三千块钱，那九千块钱就要借了。黑子家那边的亲戚都是吃死工资的，指望不上他去借的。借的任务就落在卞银朵身上了，这样也叫她在黑子面前越发牛气的。卞银朵家族这边不乏有钱的人家，钱是好借的。但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她就是向谁借，也是借，早晚还得还。“债”是叫人郁闷的。
卞银朵向五叔卞金荣借了一万块钱。交了一万二千元的房钱后，家里的存折上只剩了一千多块钱，等于只有儿子董安凡的压岁钱了。有了债，存折上又快没了钱，卞银朵和黑子不得不急切地要去找份工作了。卞银朵先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澡堂卖澡票。黑子瘦小，作为男性，身体条件太差，连卞银朵的二叔卞金利都不看在亲戚的面子上要他，外面的公司更是不会要他的。没办法，五叔卞金荣以同情的姿态叫黑子去他的合众酒楼，作为茶童先干着了。他们有工作干了，他们父母的“贴补”也就撤了回去。虽然他们当临时工的钱比不上正式工拿的多，但卞银朵和黑子每个月都有原单位的生活补贴，这样弥补下来也就和以前的经济状况差得不多了。差不多，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花钱，得尽量节俭着用，他们有一万块钱的债呢！而且，儿子董安凡已经上了高中。上了高中，给学校交完了学杂费，他们存折上的钱基本干净了。他们真得老老实实再存出些钱了。
一想到存钱，卞银朵就觉得痛苦，她想，他们挣的那点钱本来才够维持正常的开销，再勒紧裤腰带，他们的日子过得该有多窝囊！黑子就劝她，说谁家过日子钱不都是一点点省出来的。卞银朵听他这么说倒更加牢骚满腹了，怨自己嫁了他才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倒霉透顶！黑子也不像以往，反对的心声放在了心里，他说：不找我，你就能找上好的了？虽然他声音听得平和，但卞银朵接受不了他的还嘴，破口大骂起来：滚，你现在就滚！你和你们家都是一副穷酸命，我稀罕你是王八蛋！我们卞家有本事的人多了，谁都会高看我们卞家的！我找个好的给你看！她的声音喊起来尖细，很刺耳。黑子见卞银朵厉害的架势，立即就吓退缩了，低头再不敢多说一句话。卞银朵这么骂出来之后，骄傲的同时，心理上也有了依赖。她想，既然卞家的人与自己是一体，她依靠着也没什么不妥；五叔有钱，她何苦急着给他还钱呢？她不但不急着还，需要的时候还会去借的；如果儿子将来考上了大学，没钱，她就去朝家族中有钱的人借，家族中有钱的人好几个呢，尤其是关系最近的妹妹卞银薿，她独身一人，挣钱多，又没什么压力，更主要是妹妹心眼好，好说话，她只要肯写信张口，妹妹一定会慷慨解囊。家族中有那么多有钱的人，她还怕什么呢？反正她是借，她没钱，他们又不缺钱的，谁也不会不借给她的；先借了再说。她没钱，谁也不会逼她还的。
想到他们有钱，卞银朵心里长叹一声，觉得自己和他们的生活简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她心酸，想得多，想着心理就不平衡起来。她觉得自己生活到这步，还不是自己生来自身条件不好造成的，弄得才没有好命，他们有好命，这已经是不公平了；血脉相连，他们为她补助生活也是为她拉近平等、消除不公，帮助她是他们应当的，甚至是责任和义务；人家社会上，互不相识的人还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一个家族的人，放在那儿，不用白不用。她嗤笑自己之前还曾认真地想过“亲兄弟明算账”。那不过是针对条件相当的人家而言的，像她这样，与他们别家生活有着巨大的差距，她哪里有“账”和他们对等地算啊，她没有要求和他们比，只求个温饱，她已经够可以了。这样想通后，卞银朵找到了生活出路似的，思想轻松起来。
卞银朵想着要依靠家族的有钱人时，儿子董安凡也是动起了这样的脑子，而且走在了母亲的前面。董安凡的嘴巴爱说，脑子就不笨，高中顺利考上了，还是一所地区的重点高中。高中的同学绝大多数是以前不认识的新人。上了高中的董安凡，并没有磨去小学初中的吹牛习性，他对同学依然说自己的父母是干部，这个时候的胆子更大，索性在填个人情况的表格上都敢那么写。他想，吹牛不犯法，谁也管不着。既然把牛吹出去了，他就要像个干部子弟的样子，在穿上，他过去买的好衣服和品牌运动鞋过时的过时，小的小，他现在穿的都是母亲给他从地摊上买的廉价的冒牌货，他想他的“寒酸”是蒙混不了几天同学的眼睛的。90年代中期的高中生，已经有了穿用品牌的意识，同学们攀比的心理和识别假货的能力同样厉害。
道琼斯说：你去看看，我家有多穷（3）
家里没钱，他就找到了表舅卞烺。之所以去找表舅，一是觉得他在银行是官，看表舅家里的摆设就像有钱人；二是因为表舅年轻，好说话；三是表舅的银行离他所在的学校很近。董安凡动了脑筋，是在自己快要到生日的时候去找的卞烺。那天，他是利用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去找的卞烺。他嘴能说，就敢说，见表舅后嬉皮笑脸地说，他就要过生日了，表舅人好，表舅人大方，他想表舅一定会给他送生日礼物的；表舅要是送了他生日礼物，他会高兴死的。卞烺笑着拍打了一下他的脑袋，说：你小子就会拣好听的说。卞烺的确大方，带他去外面吃了顿好饭，还给了他一百元零花钱。问他想要什么礼物，董安凡说想要一身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说着装着可怜的样子说，他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从地摊上买的，同学们都嘲笑他呢。他这样说其实是想提醒表舅给他买好品牌的。卞烺同情地说：那怎么行，活人不能叫人瞧不起。然后大气地挥了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