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已分成了两半，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我给自己写信，更确切地说，克丽斯蒂娜给维拉写信。维拉是我的第二个名字。克丽斯蒂娜是想去她外婆家的那个14岁的女孩子，一个好孩子。维拉是吸可卡因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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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一把我送上火车，我就只是克丽斯蒂娜了。一进我外婆的厨房里，我立刻就有完全到家了的感觉，就像我从未到过柏林似的。只要看见外婆坐在这间厨房里的安详和轻松的神态，我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才叫厨房，壁炉里燃着火，有许多小锅和大锅，里面总是在炖一种好吃的菜。就像一本幻想书所写的一样。我感觉良好。
我立刻就跟我的表兄们和表姐们以及其他与我同岁的小孩子们混熟了。他们同我一样的确还是孩子。我很高兴又恢复了童心。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以来我不再有童心。我把我的高跟鞋扔在角落里，外婆家的人借给我凉鞋；下雨时，又借给我胶鞋。我一次也没有用过我的化妆品。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显摆的，也无须让什么人佩服。
我经常骑马。我们组织了许多竞赛，走路的或骑马的。但我们最喜欢去玩的地方还是小溪。我们长大了，我们修筑的小水坝现在规模也很可观了。小水坝拦起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湖。晚上，我们在堤上凿穿一个窟窿，一个至少有三米高的瀑布就落到小溪里。
其他的人当然问我有关柏林的事情，问我在那儿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我一点也不愿意想起柏林。简直不可想象，我居然不想戴特莱夫。我本来打算每天给他写信，结果我一次也没有写。有时到了晚上，我试图使自己去想他，可是我似乎连他的轮廓也想不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却不懂那个世界的信息。
后来晚上躺在床上时，我焦虑不安。我眼前老是晃动着“音响舞厅”里那些家伙们的幽灵般的面孔，我想不久我就应该回柏林。我对柏林害怕极了。我心想应该请求外婆把我留下，但是用什么理由呢？又怎么向我母亲说呢？必须把一切坦白出来。但是这样做我下不了决心。假如我告诉外婆，她的外孙女注射海洛因，她立刻就会气死。
因此，我应该回柏林，柏林的嘈杂声，灯光，喧哗，我以前喜欢的这一切，现在却让我很恼火。晚上，嘈杂声使我不能入睡。我去选帝侯街时，来往的车辆和人群使我惊恐万分。
开始，我甚至不试图使自己重新适应柏林的一切。我知道返校一个星期后，我们全班要去黑森林呆几天。我时刻想着买海洛因；因为我有了钱，我外婆给了我50马克作为礼物。我也没有去找戴特莱夫。听说他已经不去“音响舞厅”了。
我对这次旅行很高兴，但是两、三天以后，我感觉不舒服，我每次饭后肚子都疼，出外游玩我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参观苏查尔的巧克力工厂，凯茜坐在我旁边，她突然对我说：“哟，你脸色蜡黄，你有黄疸。”这下可好，我很清楚，所有的吸毒者都会得这个病。由于吸毒者们经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个肮脏的针头。但后来我发现凯茜并不是很严肃地说上述那番话的，于是我心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注射毒品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事。
在苏查尔工厂的大门口，巧克力夫人大殿的前面，我买了一把塑料勺子。我把它伸进每一个稍微能引起食欲的溶化缸里。当我认为实在很好时，我就向导游提很多问题，接着我又把勺子伸进缸里。这样，我把衣服角都弄成褡裢了，走出工厂，我的衣服边糊满了巧克力。
车刚一开动，我就发誓再也不碰一点儿巧克力了。回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我简直累瘫了。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这成堆的巧克力。我的肝脏也似乎没事了。
老师也发现我的面色蜡黄。他叫来一位医生，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不停地响铃——把我送进医院。儿科医院的隔离室很小，墙壁雪白。墙上一幅画一张图都没有。一些女护士给我送来药和饭，什么话都不说。一位医生时常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不能离开寝室，甚至不能出去小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既没有有趣的书看，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我快变成疯子了。
惟一给我以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也给她写信。但我主要是给我的小猫写，我仅有的小动物。我把信折得很小，装进我自己做的小信封里。
我时常想念外婆，想念村里的孩子们，以及小溪和马群。有时我也想柏林“音响舞厅”，戴特莱夫，以及海洛因。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感到自己情况很糟时，我自言自语：“你是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得了肝炎，以后算完了。”当我想象着同我的两只小猫在一起玩时，我决心回学校去上学，每个假期都到我外婆家去度过。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可我有时候也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不去想，好像我情愿死去一样。
另外，我总是害怕医生们发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幸好注射毒品的痕迹已经消失，我的胳膊上还没有留下瘢痕和血栓形成的印迹。谁会到弗里堡的儿科医院找一个女吸毒者？
三个星期后，我重新开始走动。医生准许我乘飞机回柏林。路费由社会保险机构付。我一回到家就去睡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母亲和我那两只小猫，其他什么我都不去想。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戴特莱夫来过好几次打听我的消息。她告诉我，戴特莱夫看样子对于很久没看见我很懊丧。于是我又想起了戴特莱夫，仿佛又看见了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温柔而漂亮的面孔。我感到十分幸福。有一个人在思念我，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就是戴特莱夫。我感到内疚，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把他和我们的爱情忘掉了。
我回来几天之后，戴特莱夫来看我。我一见他走到我床边，我不禁一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瘦得皮包骨，他的胳膊细得几乎连我的手都能攥得过来，他的脸苍白，轮廓塌陷。可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显得更忧郁。忽然，爱情又在我心中复活。即使他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想知道为什么。
好一阵子，我们俩不知道说什么。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可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甚至忘了跟他讲我假期在我外婆家的情景。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去“音响舞厅”了，他说“音响舞厅”真讨厌。那么，他现在去哪儿呢？他终于说了出来：“地铁动物园站。”干什么？“我卖淫”。
这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一些吸毒者有时就这么干。我没有怎么明白这里的含义。再说我也不太想知道。我只知道那主要是满足同性恋者，而不是自己，这个活儿能赚许多钱。我没有让戴特莱夫解释别的。我只是很幸福地望着他，我爱他，他也爱我。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戴特莱夫来邀我出去。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同性恋者。他们几乎都认识戴特莱夫。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恭维我。祝贺戴特莱夫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发觉戴特莱夫为我感到骄傲，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我带到这个咖啡馆来，这里人人都认识他。
我很喜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对我很客气，恭维我可又不像他们对其他男人那样勾引我。他们觉得我很可爱，非常喜欢我，但不向我提什么要求。所有这些恭维都使我心花怒放。我去梳洗时照了照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两个月没有吸毒，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我的脸色变好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戴特莱夫说他要去地铁动物园站转一圈。他与贝尔恩德，他的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约会，今天，贝尔恩德已经安排好了去给他俩弄钱。戴特莱夫去地铁动物园站，这可不是我的错。因而，这不必争论。我陪他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又见到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刚刚跟一个马路嫖客走了。我们只好等他。那天晚天，地铁动物园站并不是像我日后回忆中的那么阴森可怕。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他把我扔下而去跟另一个伙伴说话时，一些外国佬就过来与我搭汕。我只听见“60马克”或诸如此类的话。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的胳膊，这样我就有了安全感。我劝他跟我回“音响舞厅”去。后来，我让他给我一点儿钱去吸一吸毒。他当然拒绝了。但我一再坚持：“只是今天一晚上。只是为了庆祝我回来。我想稍微舒服一下，就跟你一样。要不然你也什么毒品都不准碰。”
他让步了，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两个半月以来，我刚刚证实自己能够摆脱海洛因。我甚至也注意到戒毒对我确实有好处。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理由。戴特莱夫对我说：“听着，小家伙，我也要戒毒。你瞧着吧。”这样，他注射毒品，我吸毒。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谈论着我们幸福的未来，永远在一起，没有海洛因。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到了戴特莱夫。我又有权利吸一次毒。过了些天，我又重新开始注射毒品。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柏林似的，就像我两个半月没有吸海洛因这事从未存在过。我们几乎天天都谈论我们戒毒的决心，戴特莱夫说，这很容易。
我从学校出来后，经常是直接去地铁动物园站。我的书包里装着吸毒的器皿和一大包三明治。我母亲如果看见我突然消瘦会吃惊的，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带上一些三明治。我知道戴特莱夫和他的朋友们等着我给他们送午饭。
开始，戴特莱夫看见我来就生气。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卖淫。他说：“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