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的拒绝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当然这并非是做父母者本来的心愿，而是不知不觉地在同别人相处中形成的足够的条件，导致他们只好走上歧途，另找出路。听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恰恰相反，许多做父母的都常常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孩子们，把他们当成了替罪羊或者让他们卷入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让孩子们替他们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克丽斯蒂娜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机制：人们完全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怨恨和他们那远来得到满足的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可是对她来说，由于任务过重，力不从心，因而注定要失败，只不过其失败的方式不同于她的父母罢了。
无论如何，如果把孩子们走上脱离社会的道路看成是他们产生那种无可救药的孤独感的起点，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种孤独感早已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孩子们一意孤行而拒绝同别人的交往。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们同那些负有给他们带来关心和支持使命的人缺乏可靠而牢固的联系。
不过，倘若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简单说成是某个当爸爸或某个当妈妈的过错，那未免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家长给孩子们带来有害的影响。克丽斯蒂娜在这本书中用一种罕见的尖锐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某种城市规划的弊病，正是这些弊病阻碍了人们之问的正常交往。我们许多所谓“清洁地带”的现代建筑群实际上把人们关闭在一个完全是人为的，冷漠的。机械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只能大大加剧人们之间的冲突——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当他们搬到这里来安家时，在他们的行李里本来就已经藏着许多矛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格罗比小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大建造群比比皆是，可是在设计的时候往往只从管理和技术上考虑，而忽略了人们情感方面的需要，结果造成一个小区实际上就是一块文化大杂烩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成了少年酗酒和吸毒的“热点”。虽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此外，学校也和一些大工场一样，那里也往往充满一种相互陌生、精神孤独的气氛，同样也充满看激烈和残酷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当充满生机活力的孩子无法随波逐流，屈服于这种千篇一律的严酷现实时，他们就会在暗地里逃避到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中去——一个被他们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而只是从表面上去应付家庭或学校里的规矩。这种现象往往难以为人们所觉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克丽斯蒂娜瞒着她周围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过着一种两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来欺骗那些可以给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给她以勇气，让她悬崖勒马，以免自身堕入那无边的苦海。
这就是这份个人心碎的资料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为家长和学校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为身遭祸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开始显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从表面上本能地参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刨根问底，睁大眼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变成一个局外人，甚至对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远起来的话，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家长、教师的愿望：从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认识到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更应该从中看到孩子从他那些不良的恶习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第二个教训：应该拥有进行早期治疗的条件，而这种治疗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取得家长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话取得老师的合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家庭治疗”，这方法只要进行及时，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毒瘤已经成性，那就更应该给予治疗，只不过到这种时候再来治疗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对增加治疗手段以及增设新的治疗中心漠不关心或不屑给予支持的人，着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满足于把吸毒者监禁起来——这是一种为某些政治倾向的人所主张的目前广为流行的做法——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年轻人彻底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是一种大儒主义的做法。不管对吸毒者的治疗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做为一个想成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就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一工作。我们并不缺乏治疗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失足者从堕落的深渊重新爬上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治疗的过程往往要比失足者堕落的过程还长得多。治疗这种恶习的花费也是浩大的，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和冷漠的世界里，要想实现这项工作更非一件容易事。例如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就想利用这些年纪轻轻的受害者，让他们被迫落到小女卖淫的地步，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只是通过增加治疗中心的数目，或者提高治疗补助费用所能奏效的。只要克丽斯蒂娜的这种遭遇仍然受到普遍的容忍时，那么对吸毒分子的治疗工作的开展就会违背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大言不惭地声明他们有权对这些年轻的吸毒者进行“性消费”。其实像克丽斯蒂娜那样失足的孩子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只不过她是处在那些自认为和社会“融洽无缝”的公民的另一边。后者有时出自于“人道主义”，愿意为他们提供治疗，而有时又想利用他们，甚至把他们贬为“商品”。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年轻的克丽斯蒂娜向我们描述了她堕落的真实缘由，她的叙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举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讨会更有意思，更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被人天天吹捧为“健康的”社会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本不寻常的书对他们来说是，而且必须是——几乎难以容忍的。
霍斯特一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注：本序言作者里希特教授是德国一位著名的医学、哲学博士。生于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间担任柏林“儿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医生。从1962年以来任西德基森市大学精神病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长、孩子和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类型〉等。
——原注。
克丽斯蒂娜自述
这种情景真叫人感到惊讶。近几天，妈妈整天没完没了地收拾行李，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塞满了衣物。我一看就明白：我们即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刚满6岁，等搬家以后我就该正式上小学念书了。当妈妈正忙着收拾行李并且变得越来越激动的时候，我几乎整天呆在农民沃尔凯尔家里。我等着那些奶牛回到牛棚里挤奶，我给猪和鸡喂食，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在草垛上打滚，有时就抱着小猫到外面散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天，像是我完全能记得清楚的第一个夏天。
我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出远门了，要到一个名字叫柏林的大城市居住。妈妈比我们早动身，以便去料理我们住房的问题。妹妹、爸爸和我，我们三个得过几个星期以后才上柏林去找妈妈。我们将乘飞机到柏林去，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平生头一次空中旅行，这该多有意思。
爸爸妈妈早就给我们讲了许多美好的故事，说我们将要住上一套有六大间房子的公寓，说他们将会挣到很多很多的钱，妈妈还说我和妹妹将单独有一间大房子，家里还将购置许多大型的家具。妈妈还有眉有眼地向我们描述了我们房间的摆设。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幻想着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消逝，我的想象就变得更加美。
我也没有忘记，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房子的样子，当时这套房子真的使我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这套房子又大又空旷，我真怕在里面转不出来。当你说话大声一点，就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响。
只有三间房子用来居住，草草地摆上家具。两张床、一个旧的厨房用的碗柜，妈妈在柜子里摆着我们的玩具。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房间。第二间摆着爸爸妈妈的床。第三间，也是最大的一间，摆着一个旧沙发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们在柏林——克罗伊茨贝尔克的房子的模样。
几天后，我骑着我的自行车上街逛。我看到街上有许多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玩耍。要是在我的家乡，村里头的大孩子总是和小的一起玩，并且会照顾他们。这些柏林的小孩却大声嚷着：“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说着便把我的自行车抢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一只轮胎跑了气，一块挡泥板也撞得凹凸不平。
由于我的车被弄坏了，我挨了爸爸一记耳光。从那以后，我只能骑着车在我们的六间房屋之间转着玩。
这些房子中间有三间本来是打算用来做办公室的，因为爸爸妈妈想在这里开设一家婚姻介绍所。可是爸爸妈妈说过的什么办公室呀，什么扶手椅呀，始终连影子也没有。而那个厨房的旧碗柜倒是一直摆在我们的房间里。
一天，家里的沙发，床铺和柜橱都被装上一辆卡车，然后拉到克罗比小区的一幢塔楼里。我们搬进了11层的一套只有两间半的房间里。那半间当然就是我和妹妹的屋子。没有妈妈给我们说过的那些好的东西，一件也没有。
克罗比小区的塔楼群里一共住着45000人。楼房之间有一些绿草地和商业中心。从远处看，这片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