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震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施特拉这时向我讲这个。不久，巴普西告诉我，亨利是施特拉的常客。难怪施特拉对他的要求了如指掌。后来，我也去了亨利家。
施特拉后来告诉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是最“掉价的”。“在那里，尽是些被榨干了的女子以及外国佬。我才不能让讨厌的外国佬一天到晚缠着我呢。”
施特拉接的客是开车的人，在选帝侯街的“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几乎全是十三四岁。我认为这么做很可怕，随便钻进一辆小车，无法知道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对施特拉说：“我认为，这比去动物园站还糟糕。有些女子这样干只能挣到20马克。要接两个客人才能买一针毒品，我真不能这么干。”
我们俩争论了近一个小时，争论是去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掉价儿”呢，还是在选帝侯街拉客“掉价儿”。但是，我们很快都同意一点：如果巴普西跟那个老家伙睡觉，那她就比“掉价儿”的女子更“掉价儿”。
连着几个月，巴普西、施特拉和我几乎天天争论这个有关我们拉客的“名声”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竭力想向自己向别人表白，自己还没有堕落到最低的台阶。如果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说另一个人的坏话。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不要被迫去拉客。我跟施特拉重逢的那天，我们就认为可以不去拉客：我们可以用扒窃或诈骗的手法来弄钱。施特拉很有一些点子。
她有一个最好的点子，于是我们立刻溜到一个大商店“卡德威”里去试验。在厕所里，必须等到妇女们关上小格子的门。一般她们都把挎包挂在门的把手上。一等她们宽衣解带坐在马桶上，我们就立刻从外面把门的把手猛地往下一扳，挎包就落在地上，我们能很容易地从门下伸手捡过挎包。那些妇女们自然不敢追我们到街上，她们穿好衣裤的那功夫，我们早就跑远了。
施特拉和我因而监视住“卡德威”的女厕所。但是每次施特拉都说：“快点儿，我都厌烦死了。”她不想一个人干，也确实需要两个人四只手，以便能尽可能快地把所有的包抢走。所以，我们在女厕所的行动失败了。而且扒窃又需要胆子大，我从来都做不到，也越来越不行了。
这类的尝试失败了几次之后，施特拉和我决定一起去拉客。去地铁动物园站，我坚持要去那里。我们两人一起拉客。拉客很要冒些风险。风险之一是我们喜欢悄悄地进行，但我们互相注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同意去哪儿。俩人一起拉客有安全感，不容易被欺骗，如果一个嫖客不愿意遵守条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防范。而且接客的速度也快得多：一个负责上半部，一个负责下半部，三下五除二就完了。
另一方面，找一个愿意给两个女子付钱的顾客不太容易。有些顾客害怕要两个女子；有经验的家伙知道，一个女子伺候他时，另一个女子可以很快地把顾客的钱包偷光。我们三个中间，施特拉竭力坚持要两个人一起去拉客：因为她看起来已经不怎么像孩子，她比巴普西和我更难拉到客。
巴普西最容易拉到客。因为亨利已经可以提供她所需的东西，所以她只是为我们干。她凭着她那一副13岁的天真少女的脸蛋——她从来不化妆——扁平的线条，她正是那些家伙到“小雏妓”角来寻找的对象。有一次，她一小时内接了5个客，挣了200马克。
戴特莱夫。阿克塞尔和贝尔恩德立刻接收巴普西和施特拉人伙。现在我们是三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子。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总是手挽手，我当然是挽着戴特莱夫。但是其他两对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一个很要好的小团伙。每个人都可以诉说自己的烦恼——实际上什么都说——向哪个伙伴说都可以。当然，大家又不停地吵嘴，这在吸毒帮里是家常便饭。我们堕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只是海洛因及其带来的问题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不敢相信除了连接我们小团伙的东西外，在不吸毒的青年人之间还会有一种友谊。吸毒帮，至少是“初学吸毒”的人中的这些哥儿们义气，对其他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巴普西和施特拉两个女孩子的到来，给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带来了影响。我们像以前一样相爱。但是我们吵嘴越来越多。戴特莱夫动不动就发火。我跟巴普西和施特拉呆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他很不高兴。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以致于他不再帮我挑选嫖客。我就自己干，或者跟巴普西和施特拉一道干。戴特莱夫指责我跟嫖客们睡觉，他非常嫉妒。
我跟戴特莱夫的关系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我会永远爱他，但我不再依赖他。我不再需要他不停地保护，也不需要他供给毒品。实际上，我们俩现在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种现代男女之一：两个人各自都完全独立。我们小团伙中的女孩子们有的几天就戒了毒，而小伙子们却继续吸毒。
总之，我们的“友谊”说穿了只不过是吸毒者的友谊。我们全都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们生活在海洛因和奔忙中，为了钱和海洛因每天都在搏斗，还要对付家里的人——必须不停地躲藏，编造新的谎言来欺骗父母——这一切把我们的神经搞得紧张得快绷断了。我们身上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巴普西相处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道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色紧身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色连裤袜，系上吊袜带。这身吊袜带和黑色连裤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身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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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1米69却只有43公斤，戴特莱夫身高1米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