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15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大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闩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